工作队驻村帮扶引发的扶贫场域解构及再结构化研究——以苏北G县为例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程。在产业帮扶成为主要扶贫方式的同时,干部驻村帮扶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强。在组织场域理论分析框架中,描述省委帮扶工作队入驻G县所取得的扶贫绩效及其引发的扶贫场域解构。场域解构具体表现为场域组织数量和种类的变化、竞争性制度逻辑的出现以及治理结构的变化。扶贫场域解构导致组织间关系更加复杂、竞争和冲突更加剧烈、资源分配更加不公、场域制度逻辑缠绕混乱、监督治理成本增加等一系列负面影响,最终影响县域整体扶贫绩效,产生了扶贫场域再结构化的需求。通过建立大扶贫格局、凝聚扶贫的文化价值共识、整合制度逻辑、构建场域运行机制,实现扶贫场域再结构化,以提升县域扶贫成效。基于场域结构变迁的工作队驻村帮扶研究不仅为精准扶贫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为“制度-行动者”互动模式提供中国经验。     

有限政府：研究综述与反思

有限政府思想发端于西方,随着历史的发展其理论也在不断的完善与创新。我国学者在深入研究西方理论时,就涉及到有限政府的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中国的改革正迫切地呼唤有限政府理念,反思学术界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对于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有限政府范式是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政府的“三种能力”:情境认知、组织调适与社会治理

政府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实施对社会的管理,而政府管理可以分析出三个要素,即管理环境、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从这一理论视角切入,政府组织的能力就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管理环境视角的"情境认知能力",它是政府组织直面环境变化与应对环境挑战的一种能力:二是基于管理主体视角的"组织调适能力",它体现在"适应、控制与变化"的三个环节中:三是基于管理客体视角的"社会治理能力",它体现在政府作用于客体及其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中.     

论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起点和认识基础

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对中国近代史上“古今中西”文化论争的理论总结。同时,毛泽东的文化观也是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开始,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党第二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构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并成为我们党文化理论的历史起点和认识基础。实质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对毛泽东文化观的深度延伸和广度拓展。     

社会分层的功能

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过程或现象,社会分层对社会运行和发展有何作用或功能呢?对此,社会学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或争论,并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功能论和冲突论。功能论以戴维斯(KingsleyDavis)和莫尔(Vilbert Moore)为代表,他们认为社会分层是一种普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社会分层因社会     

第三部门的缘起、现状及其发展：东西方比较的视角

近年来，第三部门成为学术界探讨较多的话题。本文试图从东西方比较的角度分析东西方第三部门在缘起、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上的相似点与不同点。借此讨论第三部门在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并提出使其在中国得以顺利发展的途径。     

政府与公民关系的组合模式:一种逻辑分析的进路

根据政府与公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强弱之别,政府与公民关系也主要体现为强政府—弱公民的精英治理、弱政府—强公民的公民自治和强政府—强公民的平等合作这三种演进模式。哲学王思想是精英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强政府—弱公民的特点通过精英治理的几个关键环节体现了出来。市民社会促使了公民自治作为社会治理需求的产生,弱政府—强公民的关系通过公民自治的主要特点体现了出来。法团主义使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成为一种可能,而且强政府—强公民的平等合作有其内在的要求。     

“节约型政府”实践建构：“五力合一”

"节约型政府"是当今中国行政学界进行理论建构的一个范式,也是我国政府管理的一个实践模式.节约型政府的实践构建需要寻求"五力合一",即社会压力、技术推力、理论引力、文化驱力四种"外力"与政府内在"动力"等五种力量的统合.只有"五力合一",节约型政府的构建才可能走向实践之路.     

农村社区公共品自主供给的逻辑嬗变及实践指向——基于村社共同体到村社空心化的分析路径

农村社区公共品的自主供给与村社的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运转的状态紧密相关。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的考察,可以看出,村社共同体能有效促成公共品的自主供给,而村社空心化的状态则使自主供给陷入困境。后税费时代完成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应发挥其自主供给的作用,而自治供给有效达成的实践指向则是重塑村社本位。     

“高效行政”源于行政体制与机制创新

“高效”是我国行政管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要做到行政高效,只有源于不断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机制创新。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追求,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而政府运行机制的创新则应围绕着“权力”、“官僚”与“程序”这三个“实体”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