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要服从大法

一些地方为规范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相应地制定了一些村规民约，这本无可厚非。然而，需要提醒的是村规民约要服从大法。笔者看到，村规民约没有服从国家大法，自作主张，另搞一摊的现象较为普遍。比如规定凡拦路抢劫者罚款１０００元，凡参与盗窃的罚款５００元……等等，乍一听来，似乎在情理之中，但细一琢磨却发现问题，拦路抢劫属于犯罪行为，触犯了国家刑法，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将这种犯罪行为简单地纳入村规乡约之中，罚点款，给点钱就算完事了吗？显然这种把村规民约临驾于法律之上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法…     

李国文：从大学生到“先锋战士”的精彩跨越

在沈阳军区某炮兵旅的训练场上，一辆新型自行火炮在“隆隆”的马达声中呼啸而来，到达预定位置后戛然而止，稳稳地停在场地正中央。只见驾驶员从座舱中一跃而出，迅捷地将火炮由行进状态设置为战斗状态，紧接着又钻进炮塔，依次为火炮装上射击诸元、装填上炮弹，然后接受发射命令，     

二十六载 五大转变 三轮驱动 跨越发展——写在全国计划生育协会工作座谈会胜利闭幕之际

5月31日，全国计划生育协会工作座谈会在贵阳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计生协会长王刚出席并作重要讲话。他要求各级计生协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解释——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精准扶贫"作为带有高度政治任务的公共政策实践,具有"运动式"治理典型的特征。本文力图基于扶贫资源下乡入村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就贫困地区"镇—村"场域的运行逻辑进行探索,揭示扶贫资源和扶贫压力是如何由乡镇基层政府传导到村庄,村庄内部又形塑出何种的治理状况。承接扶贫资源入村的村庄具有结构破碎、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私人化"治理的特征,扶贫资源下乡入村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村庄的私人化治理,产生扶贫政策应付型执行、扶贫资源低效率使用、贫困户动员不足等问题,这让精准扶贫偏离其最终靶向,形塑成了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村干部和组织动员起来的贫困户才是"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行为主体,因此走出困境需要借助村庄党组织的动员能力,有效引导贫困户,并给予村干部党纪约束,才有可能形成重建村庄公共秩序,推动"镇—村"接点治理现代化。     

文化体制改革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探讨

中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发展文化事业,一个是发展文化产业,公平与效率是衡量这两个目标的重要纬度。公平目标包括了平等原则和效率原则,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依赖不同的条件,即因适用的范围不同而不同,这些范围和条件包括文化市场、政府和精神道德三个领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采取多种措施来兼顾公平与效率二者之间的关系。     

少应酬也是反腐败

现今都说领导忙,的确领导事情多责任也大。但另一方面,应酬太多也是不争之事实。在一些人看来,应酬与腐败似乎并不相干,其实不然,应酬多者大都是一些大领导,大人     

春节乡愁的文化体验与经济价值

春节是时间和空间的叙事,也是文化和认同的表征。乡愁是个体情感、集体情绪和国家情结的共同体认。春节乡愁是以时空转换与记忆构筑而成的情感投射。与春节乡愁相比,端午的乡愁是一份国人的文化托付,中秋的乡愁是核心家庭的私人性团聚,国庆的乡愁是国民集中性国家认同的庄严表达。乡愁资源的开发关键是乡愁文化基因的提炼和展示,是乡愁文化母题的创意呈现。乡愁经济是以乡愁文化为消费品和体验物的人文经济活动,包括乡愁恋地情结的旅游经济、乡愁情感宣泄的体验经济、乡愁精神连接的场景经济和乡愁灵魂皈依的信念经济,其内驱力是认同消费。     

莫让处分“贬值”

有的单位领导喜好用处分代替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部属所犯的过失，不论大小，不分轻重，一律实施处分。更有甚者昨天刚刚处分，今天则宣布取消，这种不严肃的工作方法导致了“处分”的贬值。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我们中一些人对于处分的意义不够明了。其实，对有过失者一定的处分，是让他们在思想上引起重视，给他们以提醒，以便在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引起重视，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同时也有教育后来者的目的。值得提醒的是，处分仅仅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有过失者，够处分的条件我们才给处分，…     

胜利油田机关部门决策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胜利油田机关在持续深化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同时,探索实施了具有胜利特色的＂四个明确、五个把关＂的集体决策管理模式,着力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推进精细化管理,严格规范决策行为,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加大决策监督力度,有力防范决策风险,确保油田科学和谐发展。     

论农地利用制度改革的法律性质

为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政府推行农地利用制度改革。农地利用制度改革是政府的权力还是农民的权利,是新型城镇化发展首先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政府盘活农村存量宅基地的改革,旨在解决自身难题,其法律性质属于政府的行政行为。政府改革农地利用制度的行政行为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形。农地利用制度改革只能定性为农民的权利。应从农民行使权利的角度展开新型城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