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刑事诉讼法中和解条款之反思——以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诸多条款,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是其重要部分之一。但该程序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是参与角色方面的问题,角色定位不明甚至互相矛盾,对社会第三方的地位不够重视;其次是和解程序不够明确,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再次对未成年人来说缺失了至为重要的帮教程序。而这些制度层面的问题,既是对刑事和解价值理念的误读,更是应然的和解价值与实然的传统刑法理念相互博弈的结果。     

共青团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中的作用

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传统刑法仅是有关刑罚的法律命题,因为刑罚可以被赔偿、道歉等措施替代。刑事和解的过程性功能在于通过一整套程序的设置践行刑事和解的理念价值,作为该程序重要内容的帮教程序对于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尤为重要,只有帮助其实现了复归社会才能宣告和解使命的完成。基于共青团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由其在未成年人刑事和解案件中扮演第三方并负责后期的帮教工作将是不错的选择。     

“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共犯问题解析

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共犯的相关司法解释仅规定了四种主体,但对实践中出现的其他主体的类似行为如何处理？对该问题的解析需要从司法解释的性质入手,若要明确司法解释的性质,需要从交通肇事罪的主观罪过及其客观表现着手。只有在明晰＂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主观罪过包括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基础上,就各个罪过类型的客观表现进行区分,才能在此基础上将相关解释定性为＂注意规定＂,并以此对疑题进行解析。     

刑罚的变迁、回归与突破

人类对犯罪的反应经历了报复刑、威慑刑、等价刑(报应刑)、矫正刑(教育刑)、折衷刑几种方式.当今各国出现了恢复性司法或是"事不过三法"、新社会防卫论等理论及实践.人们认识到解决犯罪问题还是要与犯罪有最直接关系的个人的意志起决定性作用,以人道主义为最高理念,以保卫社会及个人为目标,刑罚不断的变迁、回归与突破,甚至被刑事政策所取代.     

对贪污罪、受贿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贪污罪和受贿罪是荫种不同性质的犯罪,由于其侵犯的客体不同,被我国刑法分则分别规定在侵犯财产罪和渎职罪中。因为这两种犯罪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所以认真查处和严厉打击贪污、受贿犯罪,对于加强廉政建设、惩治腐败,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推进治理整顿工作的深入开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贪污、受贿犯罪作案手段     

论信用卡诈骗罪

信用卡诈骗罪是指具有法定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刑法》第１９６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其侵犯的客体是信用卡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认定本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应以超过透支限额一定倍数为宜,对恶意透支、盗窃信用卡、使用变造的信用卡、使用涂改的信用卡等行为,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定性,并作立法完善。     

前苏联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问题的新诠释

1945年8月9日,随着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给盘踞在那里的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60万日本官兵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这些战俘被苏联红军拘押到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地区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各劳改营。多年以来,日本战俘问题如同两国之间的领土问题一样,不仅妨碍了日苏关系的改善和进一步发展,而且也制约了今天的日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激情开创跨越式发展的贵州新篇章

正风雨70年,奋进新贵州。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勤劳勇敢的贵州各族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夙兴夜寐、奋起直追,这片多彩的热土升腾起跨越式发展的磅礴伟力,开创了后发赶超的贵州奇迹,锻造了全国脱贫攻坚的"省级样板",奋力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芒。贵州经济社会发生     

受贿罪的司法认定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益交换”,“权”指国家赋予个人与单位的权力,立法上的规定是“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益”指人们需要的所有的好处,而并非仅仅指财物.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中存在一些问题,如职务的影响力被收买、若有若无地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职务便利是否与所收贿赂具有对价关系、他人代为支付的行贿款是否属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等等均需要论证,建议修改《刑法》第385条,将其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不正当好处的,是受贿罪.”     

犯罪被害人的经济救济

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要求下,犯罪人成为传统刑事政策关注的重点,对犯罪被害人的救济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救济被忽略。随着现代刑事政策的发展,人们意识到犯罪被害人地位的提高、权利范围的扩展等也应相应的纳入到刑事政策的视野中,加强对犯罪被害人的经济救济就是其核心内容。以现代刑事政策为出发点,应着力提倡三种主要的犯罪被害人救济方式:犯罪人赔偿、国家补偿以及恢复性司法模式下对犯罪被害人的经济救济,说明对犯罪被害人实行有效的经济救济是一种理想和有效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