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涪陵起义

正在红军革命斗争史上,虽然四川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从诞生到解散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但其却是谱写红军的斗争史不可缺少一笔。四川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是一支由四川省委直接组织和领导的一支军运与农运相结合的武装部队,其军运主要力量主要来自涪陵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而当年的涪陵起义却不是一蹴而就,其起义的经过可谓是一波三折。     

RCEP知易行难:兼论TPP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刚刚启动的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在成为改变地区发展前景,实现东亚/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议程。鉴于中国和部分东盟国家的开放现状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TPP发达成员在规则与标准制定方面的诉求,RCEP很难在2015年以前顺利建成。单纯的经济融合还不足以使东亚/亚太区域合作实现所谓的"纳什均衡"或"帕累托最优"。面对TPP的挑战,要想把RCEP作为实现亚太区域一体化的主要路径,还需要中日韩三国共同推动和支持东盟协调与推进。由于中国在东亚地区已经具备了"制度选择"能力,未来东亚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走向从根本上将取决于中国自身实力的增长和政策选择。     

新形势下干部教育督导者多元化角色探析——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为例

随着我国现代干部教育督导体系的迅速发展,教育督导者的角色已明显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借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育督导的相关实践,对新形势下督导者的多元化角色进行探析,以求为我国干部教育督导者的发展提供部分见解。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同时,与美国政治关系良好、在制度和文化上与其接近的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减少;美国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与贸易的交互效应一起,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的缩小、制度和文化(观念)差异等体系因素或结构性变量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经济因素依然是决定中美贸易摩擦的基础性因素,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以及中国对美国市场渗透率的提升、美国国内经济绩效的波动、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起,也会显著提升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未知名尸体的容貌处理与人脸识别

随着公安部及各省相继建立人口信息人像比对系统,为查找未知名尸体身源提供了新途径。在制作尸体辨认照片时,采用适当的技术方法处理尸体容貌、规范照相和照片后期修整,可以有效提高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查找尸源的成功率。     

“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根据GDELT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带一路”如何影响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能否改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基于2005—2021年“全球事件、语言与语调数据库”(GDELT)数据，采用多重、多期差分法(DID)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对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形象认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一带一路”与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显著正相关；“一带一路”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赫希曼效应和贸易、投资的中介效应均会显著提升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和认同；“一带一路”与制度距离、文化差异、相互间的认知差异、外交立场距离的交互效应也会显著弱化这些距离变量对中国在东南亚形象的负面影响；“一带一路”对中美权力变化、中美战略关系和对中国威胁认知的优化、调节效应也会有效缓解、改善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困境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     

大国战略竞争、网络化相互依存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性权力

大国战略竞争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分布和由权力分布映射出的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经济议题安全化、相互依赖的武器化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网络结构变化?基于UIBE-GVC-Indicators数据库、ADB-MRIO 2021数据库和GDELT大数据,本文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中美贸易摩擦等体系因素对以网络化相互依存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权力格局和网络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重要性的提升、美国的相对衰落、大国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和各国间权力差距的缩小并未改变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心—边缘”格局和“强者愈强”的幂律分布特征。美国在入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的强势表现及其在全球服务贸易、高科技领域中固有的、高度的结构重要性赋予了美国更多的强制性权力和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经济问题安全化的权力基础。中美战略竞争与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显著负相关,且对增加值输出国的负向影响要大于增加值输入国。中美战略竞争虽然没有弱化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度数中心性,却显著弱化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心—边缘”格局和部分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中介中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