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了一个兵

原西藏阿里军分区政委丁德福在阿里边防整整干了25年。他出生入死参加了多次剿匪。阿里有“生命禁区”之称,在那样艰难险恶的环境中生活与战斗,每时每刻都能体会到“爱国奉献”几个字沉甸甸的份量。好男儿志在四方。丁德福为国不惜献出热血与生命,人民不会忘记他。如今丁德福已成了名扬全国的英模,成了全军官兵学习的榜样。但是还有一个人,凭着一腔柔情曾与丁德福甘苦与共半辈子,没有鲜花、掌声属于她,她却无怨无悔。她就是丁德福的妻子牛银秀。 当英雄的丈夫到北京接受表彰,平凡的妻子却在祖国边陲的新疆叶城家里静静地等候着女儿放学归来。她从前是一个农村妇女,现在是一个家庭妇女。大家只知道她是一个模范人物的贤惠的妻子,3个儿女的母亲,没人关注她内心的风雨晴晦。 我在她泪水与抽泣中倾听她的述说——     

一曲唱红真难

《当代中国人心态录》是1989年10月与读者见面的。曾经“火”过一阵,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发稿量少了,质量也难如人意。我们不忍看着这个曾深受欢迎的栏目沉寂下去,决心改进本专栏的编辑工作。 温故而知新。当年本专栏开办时曾发过一则开宗明义的“编者按”(见本刊1989年44期),对这个专栏的文章提出两点期待:一是“丰富刊物内容,密切刊物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二是“给本刊的文风带来一股新鲜之风”。现在看来,可以再加上一条:以小见大,用个人的心灵历程来反映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 个层面。写作形式上除原来设定的“采用实录形式,用群众自己朴素、生动的语言,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追求”之外,还可以用作者、当事人对话等方式,这样也许比“独白”更容易深入探讨问题,揭示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同时,发稿数量上也要增加一些,每隔一期发一篇,基本固定下来。 设想有了,要让它成为一篇篇生动感人的稿子,还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愿关心、爱护本专栏的读者、作者都拿起笔来支持我们,按照以上要求给我们写稿,也欢迎给我们提出可供采写的线索。     

先锋写作

先锋写作●程青“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中国小说发展到８０年代末期出现了一批内涵、语体乃至文化背景全异于传统写作的所谓“先锋小说”。“先锋小说”除了对小说方式进行了探索...     

转型期:是否出长篇的时代?

有人说,中国社会步入转型期,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消费文化盛行,有谁能面壁书斋苦心孤诣地写作长篇?又有谁会逐字逐句地去品味这种呕心沥血的创作?然而,据圈内人介绍,仅1994年一年,全国出版的长篇新作竟达500多部.近年也有几部长篇小说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相当部分颇具实力的作家接受的出版社约稿已不再是中短篇或散文,而是“千金一诺”的长篇.街头书摊也卖劲地出售着雅的俗的长篇小说.那么,究竟是象一些人感叹的“严肃文学正在急遽滑坡”,还是如部分报章所述的“中国长篇小说正逐步走向再度繁荣”?目前,至少读书圈的人士关心:转型期是否是出长篇巨著的时代?     

我属于这片海域

大学毕业后的十几年间,我一直在青岛从事海藻遗传学的研究。1980年,国门打开,美国国家科学院派代表来中国,其中有一位在遗传毒理学领域独树一帜的马德修教     

告别毒品

吸霉和禁毒是个世界性问题，几平所有国家的洁律都明文规定禁止吸毒。但是为什么吸毒现象仍屡禁不止，而且吸毒人群又以青年中年为主。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吸上第一口？他们由此发生的心理与生理变化又是什么？他们有没有设想过吸毒带来的后果？他们是否为自己的这一行为后悔？记者近日来到北京南公安局缉毒处第一强制戒毒所（太阳宫强制戒毒所）和第二强制戒毒所（顺康强制戒毒所），对四名戒毒人员进行了采访。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因为交友不当而沾染毒品，以为毒品能够带来解脱和安慰，但实际上他们及他们的亲友体会到的是更大的痛苦和心理创伤，他们痛悔自己吸霉成瘾却无力自拔。他们都表示从戒毒所出去，一定自别毒品。第一强制戒毒所所长崔席斌告诉记者：一个人一经沾染毒品，对毒品的记忆是很难磨灭的。尽管经过一段治疗尿检转阴，躯体脱瘾完毕，要真正戒掉“心瘾”却很不容易。而且吸过毒的人往往心理比较脆弱，从戒毒所出去后碰到压力和不顺心的事很容易复吸，”家庭和社会应该多多关心他们。复吸更主要的原因是社会上毒源断不了，这也是我们所深深忧虑的。崔席斌所长目睹了一个又一个毒品的受害者，一次又一次面对他们亲人的痛哭流涕，他希望通过记者对所有吸霉者说：“戒毒先戒毒友。戒毒是十     

防盗出招看得失

本刊记者程青北京报道：如今，让出版界人士最头疼的大概就是盗版书了。最初盗版书盗的是“黄”的及通俗读物，后来是只要畅销的书就盗。一位业内人士说：“印数一过5万准有盗版的，而且盗版的速度极快，有的跟正版同步，有的比正版还快。”尤其是一些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的小说、散文以及其它一些社科书籍，都是盗版者盯得最紧的。在采访中听说有出版社年终评选好书稿，其中一条硬性指标就是看看此书有没有盗版本出现。这似乎荒诞不经，但也说明盗版者对所盗之书也是非常注意选择的。由此盗版方与出版方有点像猎人追猎物，出版方在前面奔跑…     

中国当代作家的摇篮——鲁迅文学院

中国唯一的一所培养作家的专门学校——鲁迅文学院,培养了一批批有作为的中青年作家。如近年来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古华、蒋子龙、王安忆、孔捷生、乌热尔图、邓刚等作家都是鲁迅文学院的学员。 鲁迅文学院的前身要追溯到1950年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这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作家的学府。它既是教学单位,又是文艺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1950年秋天,招收了第一期第一班(研究员班)学员共52人。这批学员都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考验,迫切地要求学习提高。当时在京的文学界知名人物几乎都担任过授课教师,如郭沫若主讲屈原、裴文中主讲史前文     

塌陷的“高地”——政府信息人才流失现象透视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拥有足够的人才,是政府推动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借用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贾尼丝·拉钱斯的话说,“人是我们最珍贵的财产。人完成工作,人使新技术发挥效用,人向大众提供优质服务,人产生一切结果”。面对扑面而来的信息革命浪潮和加入WTO的新形势,我国政府部门却因信息人才大量流失而出现“人才高地塌陷”现象。这一局面亟待扭转。     

专家参与:把学识转化为效益

在我国,政府聘请专家作为智囊团上海走在前列。早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时,便以理论工作者双月座谈会的形式听取专家建议。此后,朱镕基、吴邦国任市长与书记时也非常注意倾听专家意见。上海市不仅市一级领导重视,各委办、各部门也纷纷聘请专家参与决策。逐步发展形成了比较正式的专家决策组,为市领导提供咨询意见、提供新信息、沟通渠道、讨论重大问题等起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道根博士1996年被吸收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立法咨询委员。作为一位经济领域的研究者,张道根对专家参与决策和深入实践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