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构:论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法治化

作为主动侦查手段的一种特殊形式,诱惑侦查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较高的效能,然而我国侦查机关在运用这一手段时却存在着诸多混乱的情况,这与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是相悖的。在侦查程序日益强调人权保障的今天,对我国诱惑侦查制度进行法律规制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命案招标”——我国刑侦体制改革的逻辑错位

作为我国刑侦体制改革的一项新成果,"命案招标"的出现赢得了媒体的一片赞扬.然而从我国刑侦体制改革整体呈现的逻辑来看,这项举措或许在伦理价值层面和经济效率层面与其有所背离,进而会损害我国刑侦体制的健康发展.     

秘密侦查概念辨析

作为一项特殊的侦查手段,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对秘密侦查的认识上,理论界有不少混乱之处,这就需要为秘密侦查的认定重新划定标准,从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角度,赋予秘密侦查新的含义。     

历史语境下的秘密侦查及其现代启示

通过对中外秘密侦查发展史的梳理,可以发现,传统的秘密侦查由于缺乏制度属性,成为专制权力进行恐怖统治的重要工具。在现代,由于秘密侦查具有了制度属性,成为打击犯罪的有力工具。此外,秘密侦查史表明,秘密侦查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受制于刑事司法整体系统的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     

专门性问题报告的证据法问题研究

2021年施行的《刑诉法解释》第100条赋予了专门性问题报告证据资格,以发挥其在实践中证明案件事实,对各类证据报告进行“兜底”等功能。目前,专门性问题报告包括鉴定意见类、检验报告类、价格认定类、专家意见类等。在实践中,专门性问题报告存在着出具主体“降格”、报告被混同适用、以外在形式审查替代内在实质审查等适用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专门性问题报告证据属性不清、“专门性”界定不明、报告类型模糊、缺乏科学审查标准等规范性问题尚未解决。鉴于此,应从增设“专家报告与专家陈述”证据类型、适度放宽对“专门知识”界定、建立对“专门性问题”审查的指导原则、规划专门性问题报告证据类型、构建科学审查机制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