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理性构建——基于对南京盘城街道社区矫正司法实践情况的调研

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实践中成绩与问题并存。南京作为我国社区矫正的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在长达7年的摸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社区矫正制度,但暴露出的问题也反映了社区矫正工作在国内普遍存在的积弊。要使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首先解决社区矫正适用范围、执法主体、矫正措施等制度性的问题;而从大的方面来看,社区矫正的构建,归根结底还在于对行刑个别化和行刑社会化原则的贯彻。     

高危驾车者的罪过形式研究

刑法中所称的故意和过失都是针对危害结果而言的,因此在高危驾车行为中不能因为明知高危驾车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而判断行为人主观上就是故意;高危驾车行为不应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是因为行为人往往对危险结果是持否定态度的;高危驾车造成实害结果的,行为人也往往对实害结果的发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而主观罪过上宜认定为过失;同时,只凭行为人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伤亡的事实,就判定行为人的罪过形态上升到间接故意的程度也是不充分的。     

南京市社区矫正“鼓楼做法”介评

南京市鼓楼区是江苏省社区矫正示范区创建单位,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形成了诸多有特色的做法,值得其他地区借鉴。鼓楼区的实践也启示我们对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机构改革、审前评估、各类矫正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公安机关介入社区矫正的角色定位等诸多问题进行思考。应当从社区建设、非政府组织培育和推进个性化矫正方面入手,逐步完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     

因果关系认识错误是否属于未遂认定中的“意志以外的原因”

正一、基本案情2012年12月19日23时许,被告人郭某酒后至与朋友法某某共同承租的本市唐山路952弄28号底楼,因琐事与女朋友姚某某发生争执后,被告人郭某强行将姚某某从床上拖拉于地,并从厨房取出2把菜刀,先用刀背敲击姚某某头部及肩部两下,致姚某某头部流血后,继而用刀刃朝姚某某头部、面部猛砍数刀,郭见姚某某     

危险驾驶入罪的立法评介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拟将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正式写入刑法,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在犯罪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在入罪范围和入罪程度上的谦抑性。草案对危险驾驶罪的个罪归属安排也是值得商榷的,应该从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角度对其进行调整。同时新罪名的增加,也会对刑法既有罪名的适用带来影响,这就需要对相关犯罪间的界限进行辩正。     

南京市社区矫正“鼓楼做法”介评

南京市鼓楼区是江苏省社区矫正示范区创建单位,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形成了诸多有特色的做法,值得其他地区借鉴。鼓楼区的实践也启示我们对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机构改革、审前评估、各类矫正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公安机关介入社区矫正的角色定位等诸多问题进行思考。针对其中的问题,应当从社区建设、非政府组织培育和推进个性化矫正方面入手,逐步完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     

论危害结果在犯罪构成中的地位

明确危害结果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地位,必须科学界定危害结果的内涵和外延.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因素不应体现在危害结果的概念中,危害结果只能是危害行为对体现一定法益的具体的人或物的侵害所引起的损害事实,既包括物质形态的侵害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侵害,同时危险状态也是一种危害结果.危害结果不是每个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而只是某些犯罪成立的要件.     

拨开社区矫正理论的迷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域下的考察

社区矫正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的体现,而其本身也存在着如何把握＂宽＂的度以及如何与＂严＂进行衔接的问题。具体到矫正理念方面,就是要解决福利性和惩罚性如何相协调的问题;在运行模式方面,就是要解决国家主导还是社会主导的问题;在外延界定方面,就是要解决当前社区矫正的法律定位能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的问题;在入矫依据方面,就...     

社区矫正中的检察权配置问题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上海作为全国最早试行社区矫正的城市之一,在近9年的探索中,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检察机关参与社区矫正并实施法律监督的工作机制,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和借鉴。同时,通过对上海试点情况的分析和思考,还有必要对社区矫正中的检察权配置进一步完善,通过立法形式明确检察权能和完善检察监督的程序。     

理性与经验：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兼评《刑法修正案（八）》中限制死刑的相关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的面世,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废止死刑的立法实践。死刑渐废论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理性引导与经验支持。死刑缺乏其存在的道德合法性的基础,其废除符合理性的要求;作为一项立法改革,死刑的废止又离不开现实经验的支持。因此,推行死刑的立法改革,需要立法者通过理性的立法引导死刑民意的走向,并通过经验行为体现立法理性,在死刑废止的进程中实现理性与经验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