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首都人口调控的思路和建议--以北京新机场建设中流动人口问题为例[1]

在北京大兴新机场建设过程中，将有大量人口涌入北京市大兴区南五镇。如何在这些重点区域调控人口，避免出现城乡结合部乱象，这既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涌入的关系、社会综合治理与服务首都发展的关系、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以及改革发展提升地区整体实力与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感的关系，又应做到服务与管理并驾齐驱，按照需求做好产业整体布局，有效掌控人口数据、建立门禁制度管理出租房屋等。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认定

醉驾入刑七年,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激增.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应遵循我国刑法13条"但书"的规定,不必一律入罪,已为最高人民法院所确认.尽管危险驾驶罪被界定为抽象危险犯,但在个案的司法认定中,醉驾人的醉驾行为是否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以及危险程度的大小,有必要予以具体判断,并遵循从构成要件符合性到违法再到责任的认定层次,同时还必须考量我国刑法独有的罪量因素.以公益劳动换取不起诉决定的尝试,或许可以开启设立社区服务令之刑种的先河.     

基层社会矛盾法治化化解:问题与建议 ——以P市D区为例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发现,P市D区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存在调解工作政策保障不足、信访工作需要创新、稳评尚不规范等问题,并相应提出加强调解工作政策保障、强化律师在调解中的作用、推行访调对接、提高稳评质量、加快调解大数据建设等建议.     

法律援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市法律援助工作调查论要

目前,北京的社会保障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处于各自推进阶段。加强两者关系研究的紧迫性日益明显。尽管法律援助与一般概念中的社会保障有所不同,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法律援助同样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将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纳入法律援助的轨道,是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发展的必然要求。     

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及其转变——解读我国“人权入宪”到“人权入法”的历程

继2004年《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法典,我国实现了从“人权入宪”到“人权入法”的立法转变.如何在立法和司法层面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对宪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解读,揭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两法关系方面的进步及存在的问题,以促进两法关系的未来发展.     

我国刑事政策对刑法立法的影响

晚近刑法立法表现出的泛刑主义与预防主义刑法价值观,引起不安.本文通过简要回顾我国刑事政策从替代刑法立法、决定刑法立法到指导刑法立法的历程,以展示刑事政策影响刑法立法之经验和教训,并警惕刑法立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刑事政策价值远未充分实现即倒向惩罚犯罪压倒保障人权之倾向.     

罪犯的权利与律师的作用 ——以《监狱法》修改为视角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相当一些冤假错案,是通过律师的参与和帮助而获得平反的,这赢得了服刑人员及其家属乃至整个社会的高度肯定.律师的参与,有利于监狱罪犯的人权保障,有利于冤假错案的改正,还有利于罪犯行刑社会化,从而使封闭性的监狱管理这一刑事司法最后领域,通过律师这一桥梁而形成一种社会参与和法律保障.因此,监狱法应该增加律师参与的规定.     

论刑事诉讼中鉴定意见的可靠性、可信性——基于权利保障视角的分析

司法实践中时有发生的轰动案件引发人们对于鉴定意见可靠性、可信性问题的思考。作为证据制度的司法鉴定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基础和保障，必须符合客观可靠、公正可信的基本要求。而有关保障鉴定意见可靠性和可信性基本要求的证据规则却在修改后的刑事程序中依旧缺失，因此，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后续立法应当完成从注重职权便利的需要到重视权利保障的转变。     

北京基层社会矛盾化解现状及建议

北京基层社会矛盾，主要是在改革向纵深推进及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及其派生矛盾。尽管这些矛盾表现出易发、多发且诉求强烈、新旧矛盾交织的特点，但通过构建协商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拓宽第三方参与渠道等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和安排更有效制度的途径，大多是可以化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