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反腐败刑事立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正式法律文件，于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05年12月14日在全球生效。     

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运转——以甘东用水协会为例

促进人们之间相互合作有三种机制——科层、市场和自组织.三种机制在官僚成本、交易成本与结社成本低的情况下都能很好地促进民众之间的合作,但是在缺少社会资本的地方,随着三种成本的上升,合作机制可能都会导致不合作行为的发生.根据对中国目前唯一的整体实行参与式灌溉管理改革并取得成功的中型灌区——甘东用水协会进行实地调研,从协会在现实中所遇到的用水户合作困境出发,针对甘东用水协会内用水户为什么不积极参与和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的建设这个问题,从科层影子、扭曲市场和公民社会缺乏三个方面对甘东用水协会困境进行了分析.得出:政府或者其他外部机构在社会资本缺乏、市场机制难以奏效的地方建立用水协会这类社会组织,要想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必须使其脱离科层控制;而且政府或者外部机构在投资方向上也要更加侧重于促进地方社会资本增加的项目,而不是用时髦的、现代的、复杂的组织或者设备来简单代替原来的基础设施.     

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之犯罪化与轻刑化问题研究

在国际刑事法律公约的订立和各国刑事立法过程中，犯罪化和非犯罪化一直是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的基本问题。腐败行为犯罪化的意义还在于，随着国际和国内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对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廉政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廉洁和不廉政行为范围更加扩大，那些原来属于职业道德规范规制的对象，随着人们对这些腐败行为的犯罪化的立法要求和呼声的高涨，这些行为便有可能上升为刑事法律规制的对象。而轻刑化是指对于犯罪的处罚倾向于用较轻的刑罚取代较重刑罚处罚的刑：事政策措施，它表现为用较轻的刑种（如监禁或有期徒刑）取代较重的刑种（如死刑或无期徒刑），或者在同一刑种中用较轻的处罚（如3年以下轻的刑期）取代较重的处罚（如10年以上重的刑期），甚至包括本应用剥夺自由的刑罚取而代之用剥夺财产刑（如没收财产或罚金）和资格刑（如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措施惩治腐败犯罪。在国际上，轻刑化作为国际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趋势，正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从表面上看，犯罪化和轻刑化是两种的对立的刑事政策，但实际上，这两者是可以兼容并蓄的。因此，对腐败犯罪行为的犯罪化与对该行为在处罚上的轻刑化并不矛盾，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在抗战时期爆发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作为积极的参与者和政治领导者,适时提出了“民主联合政府”主张,使运动达到了新水平。虽然由于国民党的顽固和阻挠,民主宪政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但这一运动巩固和扩大了民主力量,进一步动摇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为战后中国政治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强化行业认同 做有使命感的公证人

正所谓行业认同,是指个体对所从事行业的肯定性评价,这种肯定性评价来自各个方面,既包括对自己所从事行业的肯定性评价,也包括对其他人、其他行业的肯定性评价。我认为公证行业认同不仅仅包括社会对公证行业的认同,还包括我们公证人对自己行业的认同。在入职的这几个月时间里,我了解到我们公证处以前有很多公证员助理在从业不久后就离开了,可以看出公证人员流动性很大。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当然有多种原因,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公证员作为法律从业人员与法官、检察官比,没有他们的社会地位高;与律师相比,没有他们的收入及社会评价高。针对社会对公证行业和公证人员认知度较低的问题,我想应当从公证行业内部来解决,因为内冈起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我们要树立全新的服务理念,坚持以人为本,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新的服务理念就是要求我们改变     

革命纪念馆应加强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是革命纪念馆各项业务活动的基础性工作,是衡量革命纪念馆知名度高低的重要标准.我国革命纪念馆既是有关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和文物资料的保护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也是科学研究机构.革命纪念馆要在新世纪迈上新的台阶,必须高度重视学术研究工作,通过学术研究,推出优秀成果,从而激发纪念馆的生机与活力,不断提高纪念馆的地位和影响.     

构建跨行政区划法院重在明确管辖范围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以及2015年5月1日实施的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为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建设奠定了理论和制度基础。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相继设立,为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发展搭建起实践探索平台。防止诉讼案件出现'主客场'问题,使诉讼案件摆脱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这是跨行政区划法院设立的最主要...     

我在抗美援越的130天

1967年3月的一天，时为沈阳军区后勤部军械部武器科助理员的我，突然接通知去某首长办公室开会。到了地方才发现，前来开会的另有来自运输、军需和战勤部门的3名同志。首长言简意赅地指派我们4人组成军区赴越参战部队调研组，尽快弄清军区已派进越南的部队装备是否够用，还有哪些急需补充和调整，从而为以后军区继续派遣部队摸索出最佳前行装备方案。作为硬性纪律．首长特别强调此次赴越属秘密军事行动，要求大家行前对外只能说是正常公出，不准说是出国；到了那里，更不准和国内任何人通信。     

论我国的引渡立法与引渡实践

1978年以前,我国既无引渡立法,也无引渡实践。我国的引渡立法和实践经历了早期实践阶段、发展阶段和健全完善阶段,并以加入引渡条款国际公约、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和进行引渡国内立法为标志,形成了多边公约、双边条约和引渡法为主体内容的引渡法律体系。与此同时,我国开展了以多边引渡国际公约、双边引渡条约和互惠引渡为依据的引渡实践。本文通过对我国引渡立法与实践的回顾总结,勾勒出我国引渡制度发展的大致轮廓。     

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困境与抉择

造成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困境的关键问题在于社会保障的体制性障碍：长期重视社会保障建设轻视社会工作发展；社会保障的服务性保障职能缺位；社会保障缺乏与社会工作在教育及实践领域的互补与融合等。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与社会保障政策改革应走协调发展与相互融合之路，共同成为传递社会福利事业、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