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

现代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其历史渊源是欧洲传统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独特性,它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秩序实现模式,有自身的演进逻辑。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本是两个不相干的系统。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一场秩序模式革命,包括传统政治整合模式的解构和现代秩序模式的创建。与欧洲特别是英国“顺势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逆势现代化”,其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主要在于,在现代化的启动初期,就必须在共同体的宏观层面展开对传统秩序模式的解构。     

从事实到规范:物权法民意基础的实证研究——以土地问题为中心

以社会调查数据为判断标准,物权法对土地制度发展的事实,既有呼应,也有背离、漠视、逃避和模糊。呼应主要包括:明确坚持保护私有财产;妥善规定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登记的效力、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处理等。背离表现为:继续强调集体土地所有权。漠视表现为:未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类型和取得时效;未明确承认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等。逃避表现为:未能明确统一登记的具体机构及其设置等。模糊表现为:未能清楚界定征收条件、征收中物权的变动时间、登记审查等。     

走向谈判的工会:党巩固阶级基础的政治架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会作为无产阶级执政党联结工人阶级的纽带,是党实现执政使命的重要组织资源。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传统体制的制度约束,工会组织亟待摆脱“制度性弱势”,完成党巩固阶级基础的“传动装置”的再启动。因此,需要在党的推动下实现工会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工会维权机制,提高工会组织的代表能力,赢得职工群众的信任,这有利于增强党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层面的政治合法性。     

国家社会化进程中检察机关的历史重任

国家社会化态势在中国呈现得迅猛而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力量的迅速壮大。当下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快速发展所引起的国家与社会的不适应症,表现出明显的管理失控、立法滞后、运行失序等症状。在此进程中,检察机关理应承担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用法律监督填充国家社会化留下的监管真空,拓展监督范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不能重国家而轻社会。     

论民法上恶意串通行为之效力

我国民法上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无效之规定,系在前苏联民法立法和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该规定不具体分析当事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关系,也不区分行为人意思表示之真实与否,这样一项极其含糊的规定,在实践中极易被曲解和误用,其实际效果必然与立法初衷相悖,是一项不合理的规定,故在今后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予取消,对于涉及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之效力,应当斟酌具体情况,加以规定。     

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

要实现司法改革的目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司法改革应当齐头并进。目前,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监督工作有很多困难,对民事执行工作的监督还没有开展,文章分析了其中原因,以中外检察制度的本质区别为突破口,论证了加强民事执行监督的必要性和法理依据,并对监督的范围和方式等具体问题阐明了作者的观点。     

行政首长问责制推行的实践与完善建议——基于重庆市的调查研究

重庆市行政首长问责制已实施两年多时间,有力地推进了依法行政,得到了群众拥护和支持,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要从重庆市推行行政首长问责制的背景、基本做法,归纳出其主要特点,对如何完善行政问责制提出建议。     

美国侵权法中父母侵权豁免制度变迁之探讨——兼对我国相关规则设计的思考

美国侵权法中的父母侵权豁免原则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之后，近年来呈现出一种衰落的趋势。从对该原则的起源、理论基础以及应用现状等方面的分析来看，对于我国相关规则设计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如在立法中不宜采纳父母侵权豁免原则，未成年人应当就其所遭受的父母侵权享有诉权但应当附有范围、类型和程度方面的限制，父母的惩戒权应当予以肯定，禁止父母采用的惩戒方式应当予以明确等。     

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与解决途径

劳动教养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现至今 ,为维护国家社会治安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随着人们法治观念的增强和国家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 ,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正当性根基均受到了质疑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针对不同的劳教对象重新构建新的法律制度取而代之已是势在必行。     

限于青少年期型反社会行为的发展特点研究

根据反社会行为纵向发展的持续性或稳定性，可将其划分为限于青少年期型和持续终生型两类。限于青少年期型反社会行为的发生具有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并不代表严重性；在发展趋势上，这类行为较集中地开始于青春期，停止于成年前后，缺乏贯穿儿童期、青春期至成年期的持续性。研究表明，个体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反社会行为是一种群体性社会现象，并不代表个人程度的越轨，限于青少年期型反社会行为并不是犯罪预防的重点。我们应正确认识这类行为的性质，以对之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