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中的合同关系和代理效果

在任意拍卖中,出卖人身份的确定须以拍卖中三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得到澄清为前提。委托人与拍卖人之间成立的是委托合同,而非行纪合同。拍卖人在以委托人的名义出卖时,发生直接代理效果;在名义不明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出卖时,根据代理法上的"知悉"标准,发生直接代理或者间接代理效果。通过拍卖建立的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因此有不同答案。拍卖人与竞买人之间通常还存在居间合同。拍卖人同时充当拍卖委托人的代理人和竞买人的居间人时,原则上无利益冲突。因此《拍卖法》第40条第1款是在拍卖人未以委托人名义活动时,买受人主张买卖合同违约救济的请求权基础;第61条第1款前段则为买受入主张居间合同违约救济的请求权基础。     

权力媒介普遍化的结构条件及其信息不对称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政治权力的普遍化能力不够。权力普遍化意味着权力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其结构条件包括：意义框架的普遍化与惩罚期待的普遍化。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极易扭曲中央政令与法令，造成社会不稳定。只有法治才能通过具有普遍可能性的司法救济提供信息支持，实现普遍化的惩罚期待，克服信息不对称。但权力在依赖法律结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其意义框架的制约，为避免这种制约。权力对于法律采取一种欲拒还迎、割裂“合法一非法”二元规则化的工具性策略．致使法律也无法为权力提供功能支持。     

关于深化职务犯罪预防类检察建议预防效能的思考

对于职务犯罪预防类检察建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监督效能过软,预防效能难以充分实现的问题,大多数研究仅关注于对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问题进行修葺,解决方式浮于表面且庞杂繁复。应在对检察建议权威性与服务性两大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厘清部门之间在管理方面的权责分工,同时,创新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方法,有效整合社会资源,以充分挖掘职务犯罪案件的预防价值,实现刑事权力设立的初衷。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对甘肃发展的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巨大精神力量,是国家和各地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加快推进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是实现甘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助推甘肃文化强省建设的关键所在。     

“局部代孕”之法律禁止初探

我国目前禁止代孕的规定只停留在政府部门规章层面，实际作用有限。面对日益频繁的非法买卖卵子、出租子宫代孕等公开或地下交易活动，亟待通过立法从源头上进行遏制。文章以“局部代孕”的法律监控为视角，从分析代孕活动现状和“局部代孕”基本特征与性质等问题入手，简要分析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的立法经验，并对我国代孕问题的立法现状和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梳理，提出运用法律规制势在必行，立法应当禁止“局部代孕”的主张，并论证了所提主张的法理依据，最终提出了规制“局部代孕”的立法建议。     

从新疆“11·29”踩踏事故看中小学校园的安全问题和对策

目前中小学校内部的治安灾害事故屡次出现,一再证明学校的安全工作存在很多隐患,公安机关和学校管理人员应积极改变管理策略,把学校的安全整改工作落到实处,减少不必要的死伤,促进校园安全工作又快又好发展。     

附属刑法规范的理性分析与现实选择

由于立法者热衷追求制定“大而全”的刑法典，导致附属刑法的立法技术不成熟，规定不明确、不清晰，没有规定独立的罪状和法定刑，依附性过强，不能直接适用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务款，并且与刑法不衔接、不配套，缺乏可操作性。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新型犯罪不断增加，一部刑法典并不能解决所有犯罪问题。在非刑事法律中直接规定具有罪状和法定刑的附属刑法乃是刑法补充的重要途径。     

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社会转型

在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社会的转型是指在少数民族的社会深层即文化层面进行现代性重构.然而.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性重构既要求在制度上设计相应的理论和体制的内容以外,还需要对传统文化心理结构进行现代性的重构.     

刑事追赃与善意取得的冲突与重构

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对善意取得是否能阻断刑事追赃存在不同观点和意见,追赃依据不一致直接导致司法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无所适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主要标志就是规范公权、限制公权、保障私权、倡导私权,在立法的方向上,把善意取得制度纳入刑事追赃的规范体系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