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之后：是复仇对抗还是追随结盟？

区域主导权战争后,战败国的行为通常可以被抽象归并为四种类型：积极复仇、僵持对抗、平静隐退和追随结盟。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认为,这种差异性选择取决于和平条约缔结过程中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宽宥程度。但本项研究发现,战败国行为选择差异化与和约缔结过程中战胜国宽宥程度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结构性要素与情势性要素的叠加效应才是战败国行为选择差异化背后的激励因素。结构性要素体现为战败国自认为双方是否仍处于同一力量等级,情势性要素则体现为战败国周边是否还存在牵制其力量投送的其他战略敌手。在逻辑同一性框架下,上述两大变量不同组合的叠加效应,构成了战败国选择偏好呈现多元差异性的根源。从战胜国角度讲,厘清主导权战争后战败国行为选择背后的因果机制,对于规避与前战败国陷入周期性对抗与复仇泥沼、促成前战败国走向善意中立或追随和预判特定地区主导权战争后的大国关系走向均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辽帝国的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9世纪末10世纪初，契丹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横跨东北亚和内陆亚洲的庞大帝国——辽帝国。作为由游牧民族建立起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辽帝国探索出了一套以“因俗而治”和“一国二元”体制为制度框架的国家政治和以农耕与游牧并重的国家安全思想。为了构建以辽帝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辽帝国实行和战并用，以儒家德治思想为对外安全的指导思想，构建多层次的羁縻、封贡、宗藩体系以拱卫辽帝国的安全发展，不仅确立了对宋朝的外交优势，且先后使东亚的高丽和西夏以及内陆亚洲的高昌回鹘、喀拉汗王朝、花剌子模等向其朝贡，建立以辽帝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故辽之所以“雄长二百年”，皆因虽尚武，但注重儒家德治教化，处“四战之地”而能应对得宜。为了维护西北边疆安全和保障从内陆亚洲到东亚丝绸之路的畅通，辽帝国对漠北蒙古高原进行军事征伐，征抚并用，在镇州设立西北路招讨司，设立一系列边防城池，以建立边疆安全的防御体系，并采用屯田和移民实边等方式展开对漠北蒙古和西北边疆的经略，从而建立了西北边疆安全防御体系，保障了从漠北蒙古到西域乃至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