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韩国知识分子的东亚论

韩国人的东亚意识最早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东亚的主体观念，也未将之付诸实践。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进入1990年代后，尤其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韩国知识界展开了一场东亚论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民族原型中寻找文明共存之路；地缘文化的东亚和平论；超越中华主义和东洋主义的东亚均衡论；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另外，韩国一些学者还从地域性和民族国家两个方面反思和批判传统的东亚论。韩国的东亚论对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启示是：有必要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中国的传统天下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研究需要“他者”的眼光。     

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倾向的制度分析

中国的社会转型本质上是一种制度转型.由于此时社会外在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往往会引发某种程度的社会信任危机.因此,加强外在制度的有效供给是克服社会信任危机的基本途径.     

吉林省与温州、苏南创业模式的比较

人们一般都认为，吉林省劳动力习惯于集体主义创业模式，而落后于温州的个体创业模式。其实，温州与苏南都是集体主义创业模式。吉林省与温州、苏南在劳动力创业模式上的不同关键在于温州、苏南拥有的是市场化的劳动力创业取向，而吉林省拥有的是政府化的劳动力创业取向。吉林省劳动力必须在自身政府取向的集体主义创业模式基础上，转向相应的市场取向的集体主义创业模式。     

关于长春市职工工作满意度的调查

工作满意度表达着人们对工作状况的自我感受,与职业变动、社会流动有一定的关联,可以成为测量社会流动的一个指标。调查发现,目前长春市职工的工作满意度并不是很高,得分仅为3．22。提高职工的工作满意度。必须做好多方面的工作,对此本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理性与嵌入——对威廉姆森与格兰诺维特组织理论的比较分析

现代社会是一个越来越趋向于组织化的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学科对组织现象的研究都倾注了极大热情。新制度经济学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对市场与企业的替代做了深入的微观分析;而新经济社会学则从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角度解释了组织差异。而威廉姆森和格兰诺维特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的各自代表人物,他们各自对经济组织的解释进行了理论比较分析,使我们能更清晰的了解不同学科、学派是如何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解答并看到理论走向学科融合的可能性与趋势。     

"家文化"复制与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新取向

救助管理站临时性的食宿供给、护送返乡以及福利院保障式的救助保护已经不能应对流浪儿童增长迅猛、回流率高、教育困难的严峻局面.从家庭早期社会化不足造成儿童流落街头这一事实来看,对于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应当关注的是家庭社会化功能的接续,而"家文化"认同则是儿童早期社会化的核心,从学理与实践两方面对"家文化"复制可行性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家文化复制"可能是构建适合流浪儿童再社会化可行的理论创新,也是帮助流浪儿童重建自我成长路径中的一种有效的实践推进.     

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文化建设

2001年 11月,世贸组织成员国多哈会议通过决议,正式吸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一时间,“世贸组织”成了国人使用最频繁的词汇之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真正开始融入全球经济,全方位地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和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站在同一个平     

“工作贫困”及其社会风险探析——以韩国青年贫困现象为例

20世纪末以来,欧美等国相继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管制,致使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失衡。最终出现了勤奋工作而仍然贫穷的工作贫困现象。韩国自1997年采取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后,也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工作贫困阶层,大部分青年成为该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青年工作贫困现象具有边缘性、高学历化、综合贫困、隐形贫困等特点;如果社会保障制度继续缺位,青年工作贫困扩大化将会带来较大的社会风险。     

社区建设与协调发展初探

在论述之前,应当界定一下社区这个概念,尽管西方学者都强调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确实是理想社区的最根本要素。但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社区建设,特别是大城市的社区建设来说,强调这些似乎有些操之过急。其实在中国,社区规划还是要靠行政力量来推动的,这与中国的制度传统是密不可分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国家异化为一只看得见的手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中,它的职能     

东亚现代化的“特殊”与“一般”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东亚社会现代化存在着复杂的宏观互动结构。如果我们将东亚现代化研究史上的"日本特殊论"和"亚洲停滞论"置于"传统—现代"的背景之下展开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亚洲停滞论",还是所谓日本"特殊论",实际上是以欧美现代社会为基准加以展开的,其理论系谱从属于西方,难以洞悉东亚现代化的深层逻辑。鉴此,我们应注意揭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由激进的"压缩式发展"向"内发式发展"转变的共同历程,超越"西方中心论"和"发展主义"的制约,将东亚的社会发展理论植根于本土,揭示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特殊"与"一般"的复杂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