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权力格局的冲突与协调——以本轮房地产调控为中心所展开

房居事关民生,中央政府已出台一系列政策,仍无法控制房价的飞涨.需求和供给能解释大部分高房价,但仍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央政策的失效.高房价是一系列主体的行为所导致,政府之间、政府部门间的冲突放纵了房价的上涨.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我国政制的不足,权力行使应被制约,但也要使它有效协调运作.     

我国受托人权力制度之思考

与早期信托法制相比,英美现代信托的功能和信托法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因而受托人权力也有了很大扩张。我国现行《信托法》受托人权力制度存在重义务轻权力之弊端,它缘于重安全轻效率的价值误区和重负面轻正面的认识误区。其建设方向是走出认识误区,更新价值观念;重视受托人地位,强化受托人权力;借鉴日韩经验,加大移植力度。     

入世后地方法规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入世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是地方法规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如何适应 WTO规则,这对地方立法、执法、监督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新观念,完善立法应对挑战是地方法规建设中的关键问题。     

金融法治与我国金融安全

维护我国金融安全需要健全的金融法制来保障 ,而健全的金融法制是金融法治的必要前提。金融法治就是要用法治原则来指导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和开放条件下实行金融法治是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的必要条件和长远战略。然而 ,我国的金融法治还处在起步阶段 ,最终走向金融法治 ,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本文从制度层面对当前国内、国际影响我国金融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并依据金融法治原则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教师对学生性侵犯中学校特殊民事责任的比较法学思考

少数教师利用师生关系对学生进行性骚扰已成为严重威胁未成年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问题 ,学校及教育部门的雇主责任也成为法律中亟待解决的课题。无论是以无过失责任为原则的美国雇主责任制度 ,还是以过失责任为原则的德国雇主责任 ,就本质意义而言 ,性骚扰中雇主责任是由于特定的雇佣关系存在 ,体现一定价值判断的雇主与受害人自由利益之间的平衡关系 ,而二种责任制度的差异 ,根本之处在于其不同价值判断对雇主和受害人自由的态度 ,取决于相应利益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价值。从未成年学生权利为宪法上公民权利的高度、从保护未成年学生至高无上的自由权利出发 ,应建立起学校及教育部门在教师对学生性骚扰中的严格雇主责任。     

选择性执法

选择性执法现象是作为执法主体的国家或政府面临情势变化,运用剩余执法权以保证实现其政治、经济及社会目标的结果。选择性执法尽管在转轨时期有其合理性,但弊端已经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日益凸显,包括对人们预期的扰乱,执法代理人的渎职、腐败,对执法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阻碍等等。在我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之际,消除其自我强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已经迫在眉睫。     

严疏结合疏密有致 --论和谐社会中的刑事法网结构

当前,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作为国家治理社会的手段之一,犯罪网结构的设置理应遵循这一目标的要求。所以,应克服盲目求“严”而适当求“疏”,真正做到刑事法网的严疏有致,力求和谐统一,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刑法保障。     

法治视角的社会信用之构建刍议

社会信用是个人信用、企业的信用和政府信用的有机结合.其中,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企业信用是社会信用的主体,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关键.社会信用缺失不独为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的缺失,政府信用缺失及其示范效应更为强烈.尽管个中缘由复杂,但法制及其整合功能的缺失无疑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法治视角下我们应以强化政府信用为重点,以确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信用权为基础,以法治的功能性整合来构建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实现社会信用的良性增长.     

完善企业融资法律环境的新探索 --评介《中国企业融资法律问题研究》一书

随着现代商品生产的快速发展,大批企业蓬勃出现.如何解决企业资金短缺及依法融资的问题,不仅成为困扰各国经济理论界、经济实业界的世界性难题,而且也成为各国立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樊鸿雁、姜南所著<中国企业融资法律问题研究>一书,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处于转型期的特点,以国内企业融资所涉及的相关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在借鉴经济发达国家解决企业融资方面的经验与相关立法的基础上,一方面分析了我国企业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如何更充分地利用已有立法解决自身的流动资金来源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我国现行融资立法的剖析,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相关融资立法的建议,是企业融资法律领域的一部有较高质量的新作.     

德国供应链人权尽职调查义务立法：理念与工具

2021年《德国供应链法》是近年欧美供应链人权与环境保护立法的典型代表。该法既体现了德国纠正供应链人权保障软法机制失灵的客观需求,也展示了其在该领域树立“德国样本”的主观意愿。规制理念上,该法选择强制性特别立法的方式将人权与环境权益之保护纳入立法目的。实施上,该法依赖监管部门的公共执行机制。规制工具上,企业供应链一般性尽职调查义务与类型化的具体行为义务构成核心实体工具,而特别诉讼担当、联邦经济与出口控制局的监管职权和行政惩罚措施构成了核心程序性工具。影响上,该法规定的法律义务会通过合同、行为准则等方式进行“传递”,不仅将提高中资企业合规成本与诉讼风险,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形成冲突,而且也会诱发跟随性立法,威胁我国供应链与产业链安全。对此,微观层面,需要完善企业合规制度,依法保障雇员权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宏观层面,则应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强化《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遏制《德国供应链法》的不当域外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