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北大核心CSSCI

国际组织正式制度和组织文化处于不断演变的进程中。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结构、施动者、变革机制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围绕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组织中心主义两大路径,形成了诸多中层理论。在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竞争、委托—代理等理论将国家视为国际组织变革的关键施动者,认为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间权力博弈可推动国际组织制度设计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分析了国家推动国际组织改革的策略选择问题。国际组织中心主义路径则将组织文化视为决定国际组织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重视国际官僚的施动性。理念流动、认知演化和官僚政治等国际组织内动力机制能推动组织文化变革。上述研究使人们对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有了较全面认识:若想推动国际组织深度变革,就需整合来自国家、国际官僚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变革推力,并同时重视物质和观念要素的影响。     

边疆治理现代转型: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首先应确立科学的推进策略并选择恰当的实施路径。从现代治理理论及其实践的角度看,边疆治理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以公共治理权力为轴心合理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边疆治理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的转型。为此,应进一步引导、规范和发展社会力量,为边疆治理的现代转型打好社会基础。     

中日和解的缺失:一种地区安全结构的解释

东亚是中国崛起的舞台,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前沿阵地,但东亚却面临着"巴尔干化"的危险。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结构存在的问题之一,在于轮辐式双边主义的过剩,而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却相对匮乏。这就使得中日之间缺乏有利的安全环境,从而也使两国长期为历史问题所困,从未实现真正和彻底的和解。而来自欧洲国际关系史的经验,验证了多边主义的安全框架对实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东亚,无论是轮辐式双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相较于欧洲,都呈复杂形态。因此,在厘清它们的分际之后,我国应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地区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从而为中日两国早日实现真正的和解,提供一种所需的路径选择。     

从压力型体制到督办责任体制:中国国家现代化导向下政府运作模式的转型与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助推中国地方政府间激烈的竞争格局和压力型体制的形成。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后,当代中国的发展环境、目标和任务都发生新的变化,政府运作模式开始从压力型体制向督办责任体制的转型进程。督办责任体制有其特有的内涵、特征、运作逻辑与运行流程。督办责任体制的运作逻辑主要体现为:首先,关涉上下级权力配置与权力行使这一核心问题,体现为上级权力对下级的压力传导;其次,与目标管理联系在一起,涉及总目标制定、目标分解、目标达成、目标控制和目标考核等一系列过程;再次,将政策决策与政策执行有机结合,强调高层的战略规划、中层的决策引导和基层的执行责任的有机统一;最后,构建激励与问责的双重保障机制,形成过程督办与结果奖惩相结合的全方位激励机制。督办责任体制更加强调中央意识与基层目标的上下贯通,战略决策与执行的有机匹配,执行者的责任分担与严苛问责,以及对执行者的有效激励。     

实际政治实力提升、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构建——一个改革逻辑北大核心CSSCI

权力结构失衡是权力腐败的根源,集权体制是当前中国权力腐败的"总病根"。制约权力腐败,首先要构建理性的权力结构,以权制权,然后以权力结构理性助推包容性制度建构,用制度控权。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构建具有逻辑同构性:权力主体力量平衡既是权力结构理性的保障,又是包容性制度的核心。通过提升实际政治实力来带动权力结构理性与包容性制度的构建。捋顺三者关系是顺利推进改革的逻辑前提。     

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与方向

二战后,主要大国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成为维系战后秩序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基石。美苏主宰世界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大国的霸权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出现权力转移和扩散,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革与转型,即由实力决定的权力型全球治理体系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转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霸权治理的衰落和合作治理的兴起。这种变革与转型主要表现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去中心化”倾向、联合国推动和主导的全球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大量新兴治理组织和机制兴起等。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是积极推动合作治理,实现全球治理体系从“权力逻辑”到“能力逻辑”、从“国家”到“非国家”、从“传统”到“非传统”、从“全球型”到“地区型”、从“经济型”到“社会型”的转型。     

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与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 ——基于重庆、武汉与天津三地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治效能感、政府信任对公民政治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政府网站的普及应用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新的契机,但迄今仍缺乏关于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以重庆、武汉与天津三个城市(区)的普通公众为调研对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政治效能、政府信任对公民在线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内在效能感、回应性能够直接促进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其中回应性的作用最为重要.政府信任在内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呈现出部分中介作用,而对认知度与参与行为的影响关系则具有完全的中介作用.此外,外在效能感、认知度、回应性能够显著增强公民的内在效能感.内在效能感在外在效能感对参与行为的积极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作用.     

安全风险分析的方法创新与实践——以“一带一路”政治安全风险数据库建设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沿线国家安全信息的搜集与风险预警已成为重要议题,运用新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对相关国家政治安全风险进行有效解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政治安全风险数据库建设,综合利用人工编撰与机器学习的方法搜集资料,细化分析单位,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等工具进行数据展示。该数据库能够有效展示相关国家的总体安全状况,以可视化方式展示冲突事件的空间分布特征,并以网络化方式展示冲突事件本质等,不仅能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数据支持,而且还可以为安全风险研究的方法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技术监管：智慧社区大脑新型风险监测与处置模式建构

传统的政府社会监管模式是一种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收集过程缓慢、部门沟通与协作困难的孤岛式人工处置模式。智慧社区大脑系统通过构建基于"家庭—楼道—小区"的"神经元"式风险感知系统、基于条块协作的"神经中枢"式全面联动响应系统以及基于流程再造的高效事务处置系统,推动了集风险感知、联动响应、高效处置于一体,融事先预防、事中处置、事后改善于全过程的新型政府社会监管技术化监测与处置模式的建构。基于技术手段的运用,以区域化治理为中心,技术监管通过搭建技术化的综合监管平台,推动了技术工具与科层组织的深度融合与双重再造,打通了线上和线下的分割状态,实现了信息支撑数据、数据引导流程再造的动力机制重构,进而促成了块块主导、条线融入、条块协作、多方参与、硬件与软件配套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与政府社会监管模式的生成。     

“健康丝路”视角下的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北大核心

在多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不断提升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并加快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随着"健康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和推进,其效应不断外溢并对国际双边和多边卫生治理合作产生深刻影响,有力促进了区域和全球卫生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当前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既凸显了共建"健康丝路"的重大战略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对"健康丝路"的行稳致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为推动"健康丝路"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未来中国应以构建生物安全体系、完善国际多边治理架构和提升"健康丝路"机制化水平为建设路径,不断夯实"健康丝路"的基础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