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世袭”世行行长惯例能打破吗

据报道，第十一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即将于6月卸任。     

《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之管见

自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开始,欧美等西方国家便主导了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权,鲜有东方人的身影,而西方学者发现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中国这一发展中大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外交实践.因此,以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构建一套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的过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和平崛起以及在东亚地区的外交实践.     

地方政府协作治理模式:基于战略问题的类型学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进程需要地方政府更好地处理与中央政府、其他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的多维度互动关系。地方政府协作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引入公共战略管理的思维。依据环境(动荡环境和常规环境)和协作取向(内部协作和外部协作)两个维度,地方政府需要应对重大自然及社会类危机事件、基础设施供给、重大经济及政治事件、跨行政区治理等四种类型的战略问题。面对差异化的战略问题,地方政府应采用动荡环境下的外部协作治理模式、常规环境下的外部协作治理模式、动荡环境下的内部协作治理模式和常规环境下的内部协作治理模式,做到分别应对。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及其权重研究——以陕西省神木县为例

建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的文献指标库是评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该指标库文献频次分析表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研究的文献指标与《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规划指标之间具有一定重合性,但仍有些指标并不一致。为了在理论上和政策实践上获得更大的统一性,设计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专家德尔斐法调查问卷和两两比较的权重调查问卷,形成适合陕西省神木县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评估结果表明:神木县四类16项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总体较好,但在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基地建设,生态环境恢复与治理、资源开发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建构等方面仍需持续重视。     

金墉能否当好世行行长

据报道，韩裔美籍医学专家金墉4月16日当选为世界银行第12任行长，并将于7月1日正式就职，任期5年。金墉发表声明称，世界银行将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然而，他能否践行世界银行的宗旨并推动世界银行的改革，依然是决策者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高校青年教师参与涉外志愿服务模式比较探究

与传统志愿者群体相比,高校青年教师在心理、教育和专业等方面具备一系列显著优势,其理应在国家重大涉外活动当中扮演关键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青年教师的涉外志愿服务过程经历了从引介、探索到转型等不同发展阶段,在借鉴国外高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概括出我国高校青年教师涉外志愿服务的一般模式,并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西方政府治理模式演化研究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主要经历了君主专制型政府、官僚制政府、企业型政府和整体性治理四个发展阶段，其模式变迁是继承和创新的过程，既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有其内在自身的演化逻辑。在西方主要国家，已形成了以约束权力为主要目标，以官僚制为结构基础，以政府契约为主要手段，以跨部门协同为主要策略的整体性治理框架，这既是路径依赖，也是路径创新的过程。应用系统动力学建立治理模式的演化模型、动态关系和推动力量的正反馈回路，可以更加深刻地揭示其路径创新方向，对当代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     

对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的思考

2007年是我国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办法实施的第一年,这一办法的实行,是在个人所得税征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尝试,也是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制向综合征收制改革的过渡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政策制定和执行比较仓促,实际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由此暴露出在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需要在今后的改革中加以克服和完善。本文在阐述实行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重要现实意义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完善统计和政绩指标评价体系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GDP虽然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量，但又有不少欠缺，并成为统计中的“经典”问题。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特别是当GDP演变成为衡量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政绩指标时，GDP的缺点则被放大了，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则是靠高投入、高消耗来追求经济总量，造成各种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需要通过完善统计和政绩指标评价体系，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国家安全治理

传统上,冲突后的安全治理模式主要有三种:安全部门改革(SSR),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DDR),临时稳定措施(ISM)。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安全重建进展缓慢,目前已经陷入了游击队和武装组织失控、安全机制失范和地区安全结构失衡的困境。利比亚战争对后冲突时代的国家重建影响巨大,是造成当前利比亚"三失"状况的重要原因。解决利比亚安全困境必须将上述三种模式结合起来,集各方之力,制定出宏观的、长期的利比亚安全治理路线图,根据不同的情况逐步解除游击队的武装,加强安全部门的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协调机构,与利比亚重建相关的重要外部行为体应发挥建设性作用,高度重视利比亚动荡的外溢效应,共同推进利比亚的安全治理向良性发展的趋势演变。在利比亚冲突和重建中,中国既坚持了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又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适度地介入,其中东外交正在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