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强化美澳同盟及其前景

美国重返亚太政策出台并不断深化,对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澳大利亚选择强化美澳同盟,深化美澳同盟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对美国“重返”亚太做出积极回应.与此同时,中国崛起、美国实力的下降以及澳大利亚自主性的增强等因素对澳大利亚的美澳同盟政策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引发了人们对美澳同盟前景的关注.从澳大利亚的政策选择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强化美澳同盟的态势不会减弱,这将对其对华政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一项理论性探讨

共识是国际关系研究和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既有国际合作理论和战略理论研究等均将共识作为合作的基本条件或潜在假定之一,而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将追求、落实和巩固共识作为一项基本的外交目标和合作实践。在共识的主体间认知分析基础上,国际共识的类型可以细化为真实共识与部分/虚假共识、消极共识与积极共识等范畴。基于共识的层次分析,塑造共识既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也是国际冲突消解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而部分共识或虚假共识具有重要的国际合作促进作用,同样在特定条件下它也能引发、激化和升级国际冲突。部分共识或虚假共识的国际合作与冲突辩证效应以及消极共识的冲突效应均成为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理论分析的核心内容。基于多层次的共识类型分析,共识的国际战略心理学研究包括合作与冲突的效应讨论。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分析能够重构共识与国际合作、共识与国际冲突的理论逻辑,对于分析和辨析国际关系中的共识实践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为中国崛起构建坚实的文化软实力根基

文化因素的凸显,是冷战后和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一大基本特征。自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发表之后,注重文化与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国际社会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在中国,相对于“文明冲突论”受到的批判,“软实力论”则被普遍接受,     

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类型、特征与演变趋势

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后,非洲国家间边界充满韧性的一个表征是分离主义运动相对较少。对后殖民时期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进行整体性梳理与类型学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后殖民时期的非洲,“是否寻求创立新的国家”与“是否采用强制力”是判断分离主义运动的两个条件,而“军事斗争能力”与“分离主义目标的实现程度”构成了对非洲分离主义运动进行类型学划分的基本维度。后殖民时期非洲分离主义运动呈现出一些主要特征,如倾向于从特殊的殖民经历中寻求合法性、较少出现跨国家边界的分离主义运动及充满了内在的分裂倾向。在2005南苏丹分离主义问题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后,非洲的分离主义运动出现了“和平化”以及日益与伊斯兰势力相结合的新趋向。     

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

作为政治领导人的特朗普,其人格特质是决定他政策偏好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理解特朗普的政治人格,是理解今后美国外交的基础.基于对特朗普人格特质的问卷评定数据,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研究获得由五个维度构成的特朗普人格特质结构,即不羁善变、精干有为、逐利自我、好胜执着以及积极外向,其中不羁善变和精干有为是特朗普最为核心的特质.特朗普的五个人格特质维度决定了他打破传统、善于战略欺骗和谈判、行动力和执行力强、凭个人直觉决策、追求尊重和利益交换、报复心强等诸多政策和行为偏好.特朗普人格特质的数据测试分析,展现了一个具有更多积极人格特质和双面维度的政治领导人的形象,有助于更为清晰地认识作为领导人的特朗普及其政策走向.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传承与现实涵义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2013年出访非洲时提出的理念,后来提升为中国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和处理双边、多边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权标签的外交新理念.中非“命运共同体”以“传统友谊”为情感基础,以“真、诚、亲、实”为交往原则,奉行“正确义利观”这一共同的价值标准,其宗旨是实现“合作共赢”.中非“命运共同体”将中非的历史命运与现实命运联结在一起,构建了中非关系的新话语体系,也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内容.     

“丰裕的贫困”——对历史政治学比较方法的反思

近些年兴起的“因果推论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人们对于“科学”“因果”等概念的认知。基于反事实因果观的控制性比较以自然科学的逻辑研究社会现实,很容易在追逐精致研究设计中陷入方法论至上主义的误区,这隐然对新兴的历史政治学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社会世界的特殊性在于其建构性,社会科学由“心”驱动这一事实既是其相较于自然科学的关键差异,也是其优势所在。基于这样的总体认知,我们可以在实证主义之外赋予“讲故事”以因果性,即把传统的历史叙述建立在律则论因果观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历史性因果叙述”。历史性因果叙述关注研究对象在具有本体属性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被塑造以及自我塑造的,研究者可以借此完成理论对话、假设检验并进一步探求因果规律,进而实现历史政治学“以史为鉴”的目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

所谓历史自觉,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研判、对历史发展前景的主动推动。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是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从低谷走向高峰的峥嵘岁月,是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扭转极为不利的局面取得胜利的历史关口。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自觉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展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脚踏中国大地的历史意识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关怀。     

近代以降国人文化心态的嬗变

近代以降,国人的文化心态经历了重大的起伏和嬗变。在近代之前,大致延续了过去数千年形成的文化自信甚至与"天朝上国"相联系的某种程度的文化自傲心态;自鸦片战争开启中国近代史之后的约半个世纪里,洋务运动的兴起表明了传统文化无法回应现实挑战的危机,国人的主流文化心态退却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体""用"割裂在进一步的国家衰亡危机面前终至无法延续;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国人又尝试了制度改良和制度革命,但国家之内忧外患没有解决,再加上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形成了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知识精英群体对于中国文化呈自卑、自弃心态;今天的中国已经走上了重建中国文化自信之路。国家力量的兴衰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文化心态嬗变的最主要动因。     

“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精髓

正政治问题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统领地位。由于所处时代与立场不同,古今中外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政治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政治发展的不断推进,都要求对政治的本质性问题做与时俱进的回答。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逐步形成和完善,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精髓。一、观察政治现象的起点是人民立场立场是人类观察和认识特定现象的价值与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