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原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化

苏东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原执政党先后实现了“社会民主党化”的转型，这些党的转型既具有共同点，又有各自的特点。虽然这些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在共同的国际国内政治气候中进行，但各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的差异仍然较为明显，这就使得向着同一方向转型的东欧国家原执政党在转型后所取得的政治成就表现出巨大的差别。     

健全行政组织法是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需要行政组织法的保障.必须以法律手段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改革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我国现行行政组织法明显滞后,远不能满足改革的制度需求.以法律手段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解放思想,改变消极等待时机和立法回避主义,加快行政组织立法,谋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组织法制的相互适应,同步发展.     

维护稳定是“事改企”中的硬任务——以江苏公路系统为例

事企分开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江苏公路系统“事改企”的实践表明，突破体制障碍是一项攻坚任务，而稳定养路工则是一项硬任务，其中难点与焦点是养路工的利益问题。在“事改企”过程中，养路工的不稳定既有其自身内在的原因，也有客观环境的外在原因。因此在推进“事改企”的进程中，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公路养护体制的改革及养路工的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保证公路交通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若干重要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30年，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或全局性意义的观念转变包括：物质利益并非恶的东西、生产资料所有制并非越大越公越纯越好、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的挑战及整合与重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正处在从传统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的转型期，法治尚不成熟，法治的现状和人民的需求还有较大差距．容易引发矛盾。“不和谐”因素对我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再加上苏联共产党、墨西哥党等一些大党、老党在执政了较长时间之后最终倒台，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执政党丧失了人民认同的基础，即合法性基础。这些不能不给我党带来启示。处于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这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的巨大压力，这就需要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不断强化自身合法性基础建设。     

赖昌星、三鹿奶粉与镀金时代——如何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潜规则

赖昌星和三鹿奶粉之类案件在今天层出不穷不是偶然的。它是国家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伴生物，是社会痼疾和体制缺陷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古老国家走向文明进步的必经阶段。当今潜规则的盛行，既带有转型时代的特点，也有传统中国的因素，更有民族心理的负面作用。“潜规则”其实是“钱规则”。如同“镀金时代”概念所揭示的，金钱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但在表面的金光之下，这个国家仍面临着诸多深刻的危机。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问题

基本公共服务是国家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和总体水平出发,向所有社会成员提供的保护个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本条件.由于长期推行以工业为主导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我国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严重不均等.要通过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政策,加强公共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建设,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协调...     

网络反腐：问题与对策

现阶段中国网络反腐存在着一些弊端和局限,诸如网络舆情监管机制尚未建立,相关法律尚不完善等。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主观上,党和政府、群众对网络反腐认识不足;客观上,网络信息传播特点造成了网络舆论监管上的困难。要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网络舆论的监督作用,以更好地保障网络舆论监督方式的健康发展;加强体制建设,建立系统的网络线索举报、舆情监管体系,为网络反腐提供制度保障;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优势,建设信息沟通桥梁,增进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集民意,取民智,接受民众监督,增强预防腐败的能力;强化网络传媒技术与传统电视、报纸等媒体的合作,促进二者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中国舆论监督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政府际关系概念与类别的界定问题——一项类型学维度的系统性考量

政府际关系就是政府之间的关系,它是指政府之间在垂直和水平上的纵横交错的关系以及不同地区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际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主要有四种类别：集权主义、地方分权主义、均权主义和联邦主义。地方政府际关系分为纵向和横向两大方面。纵向关系体现为地方层级政府际关系。横向关系则包括地方部门政府际关系和地区政府际关系。地区政府际关系一般是指互不隶属的不同地区的政府之间的横向关系,这种横向关系既可能是水平的也可能是斜交的。     

多元主体参与:政府干预式微中的生态治理

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伴随单一主体走向多主体这一趋势以及强势政府干预模式的日渐式微和多元社会参与的兴起,多元力量纷纷要求参与到生态治理活动中来,要求改变以往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生态治理模式,建立起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治理模式。在当今社会政府干预式微的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既符合当前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满足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势以及社会力量要求参与生态治理的现实。政府从以往的通过管制等管理手段进行生态治理的活动中撤出,承担起为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治理提供良好的服务,并与社会力量在彼此合作中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