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成长与中国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国经济增长的确需要一批赫赫有名的“寡占”企业，但同时也需要大量的卫星式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在安置就业、促进技术创新、加快金融改革和完善市场机制等方面有着大企业集团无法媲美的优势。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都到了关键时期。对此，需要以中小企业发展为主线，以剖析经济增长的要素供给为基石，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现阶段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与中小企业成长的相关性。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探讨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伦理化司法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诉调对接的传统、实质正义解决纠纷的传统、限制诉讼与终结诉讼机制。对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机理,应辩证认识,合理运用,力求实现纠纷解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     

中国宪政建设30年

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中国宪政建设的30年，平稳的动力机制带来了稳步推进的30年宪政建设。文章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政建设的动力机制和宪政实践进行论证、总结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和展望，以期引起学术界对中国宪政建设的更广泛和深入的思考。     

论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理性思考

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钓鱼执法”违反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违背基本行政伦理，也蚕食了社会信任。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虽缺乏法律依据但具有合理性，诱惑侦查的理论和实践对探讨诱惑调查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我国应完善行政执法中诱惑调查的立法规定：确立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的合法性，并对实施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予以制度化；明确行政主体对诱惑调查的合法性承担证明义务；非法诱惑调查的口供和物证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仅凭非法诱惑调查获得证据对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

全球化对中国纠纷解决提出了特殊要求，主要体现为回应型的纠纷解决机理及纠纷解决模式的趋同，在此背景下，应对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反思，并重构当代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     

公共政策规律的一个分析框架——兼与刘斌先生商榷

公共政策规律研究作为政策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对于增强人类在政策实践过程中的自觉性,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就国内学术界来看,普遍存在着忽视政策规律研究的现象,目前国内学界还没有建立起关于公共政策规律的分析框架.针对此,试图从核心概念、方法论、前提假设以及基本内容四个方面,建构一个关于公共政策规律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内有关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提出与刘斌先生的商榷建议.     

制度伦理与官德建设

制度伦理对官员道德的价值取向具有内在规定性，同时，官员道德对制度伦理的构建和实现也起着重要支撑和保证作用。制度伦理与官德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充分重视政治制度改革，特别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并从三个结合推进官德建设，才能使制度伦理与官德建设相得益彰，真正提高官德水平。     

对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思考

在中国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是由其诞生200多年的实践效果、中国22年的申报探索、反腐败的战略要求、公众的强烈期盼决定的。该制度长期以来之所以在中国进展艰难,除了传统官本位文化和官员的观念、相关法律的缺乏外,没有从财产申报的完整链条来科学设计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当前应该从申报—公示—监督—问责四个环节科学设计我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在全国统一执行。     

中产阶级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中产阶级不仅是一种财产状况和财产关系，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起作用的是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即中产阶级认同。研究中产阶级，不仅要注意财产关系，还要注意阶级认同，阶级认同的基础是对共同阶级利益的认识，只有形成了共同的阶级意识，中产阶级才真正形成。中产阶级的形成是由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中产阶级形成的条件也不一样。对中产阶级进行类型研究，只能从中产阶级产生的历史环境入手。     

将工人阶级的主体培育成中等收入阶层

工人阶级既是国家的主人,又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年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并不乐观.将工人阶级的主体培育成中等收入者阶层意义重大.工人阶级参与利润的分配是其成为中等收入者的基本途径之一.应改变工人阶级的身份,使其获得劳动者和两种产权所有者双重身份.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并将其纳入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现代产权制度中去,通过完善制度和法律,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平等地分享自己剩余劳动成果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