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改革评析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日渐式微。尽管在布伦特兰时期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取得明显成效。2011年5月5日,陈冯富珍发布了题为《世界卫生组织为健康的未来而改革》的报告,描绘了改革的路线图,从而再次拉开了世界卫生组织改革的序幕。2012年5月26日召开的正式通过了改革议程。然而,制度性困境、民主赤字困境以及财政困境对世界卫生组织改革构成了严峻挑战。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动因和方式

结合中国实际,公民社会可以界定为民间组织和公共舆论两个层面。改革开放时期逐渐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有着强烈的参与政府政策过程的愿望和要求,政府也有接纳公民社会参与的动机和需要,两方面的结合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基本动因。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执行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辅助执行、受托执行和监督执行三种。当前在这三种方式中辅助执行最为常见,受托执行逐渐增多,监督执行作用日益增大。     

中国公民社会有效参与政策制定的制约因素——基于政府层面的分析

公民社会是指公民在国家或政府和营利性企业之外进行自愿结社和自由交往的社会公共领域,各种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体。现阶段中国公民社会参与政策制定的效果总体上是有限的,而政府层面的原因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政府层面存在的制约因素主要有政府信息公开不充分、参与的渠道单一、参与的方式不足、参与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程度低四个方面。在这些制约因素背后还存在着更根本的原因,即政府官员思想观念的落后和政府的自利性倾向。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与本质属性

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政府解决区域发展矛盾的重要途径。它是指不论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国家的那个地区,只要是该国家的公民,都有权利享受政府提供的最低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无偿性、基本性、提供主体的政府主导性、均等性和阶段性等是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本质属性。     

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社区规划的改善

本文首先指出社区规划对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其次描述并分析了社区规划的现状与不足。在此基础上，从促进社区建设的角度，结合当前社区建设中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社区养老服务、社区文化教育、社区就业、社区公共服务和空间方面的设施不足及社区居民归属感、邻里关系培育缺少场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社区建设应从社区规划设计初始阶段入手，为社区建设有效开展提供必要的物质载体的建议。     

“非帝制”权威——近代中国社会集权政治的合法性限度

在秩序和民主两大发展目标引发的强大的"交叉压力"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民国当时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状况综合而形成的合乎逻辑的要求,而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矛盾紧张关系又左右着政权的更迭。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各政权者都在寻求能把合法性与有效性有机结合起来的政治体制。但民初的集权在价值取向、制度形式和象征符号上都有严格的限制,即"非帝制"权威的政府,这是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基调。     

疏离、监控与异化:智能手机的现代文化反思

智能手机逐渐侵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智能手机在人们的交往方式、人际关系性质以及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并逐渐把现代性渗透、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在认识到智能手机给自身生活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却忽视了它对社会所产生的诸种副作用。智能手机最主要的文化表征在孤独感、监控社会和焦虑症等三个维度展开:"积极地"制造疏离与孤独;"无所不在的"监控与表演;被"遗忘的"焦虑。     

当前中国政治思潮发展镜像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的每一次前进,都会在人们思想的湖面上激起层层涟漪,伴生一幕幕充满生机和激烈冲突的思想交锋。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正在日益繁荣与活跃,各种思潮纵横交错、相互激荡     

资产建设在农村贫困救助制度中的应用条件分析

以收入为本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在缓解贫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现行的制度由于其本身的缺陷尚不能缓解支出型贫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资产型社会政策要求政府以转移支付部分资源的方式来刺激贫困人群主动对未来资产的积累，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从而可以彻底地摆脱贫困。在现有政策条件的基础上引入资产建设的内容，建立“低保＋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家庭发展账户”模式，探索出一条以长远利益为根本的，可持续的农村贫困救助模式。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非决策”问题

非决策是有意识地不去解决特定问题的决策,它是通过内化的知觉力量而达到影响政策选择的机制。非决策是政府职能界定的主动形式,是后工业社会达致多元一致性的温和途径,同时其可起到降低制度成本的作用。公共政策制定在实现利益分配与协调之前,有必要利用非决策机制塑造积极的政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