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冲突及其化解

地方政府具有三种环境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地方政府的环境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之间、行政责任内部存在冲突,其本质是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的矛盾以及地方环境利益和地方经济利益的矛盾。化解地方政府各种责任形式之间的冲突,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贯彻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和对地方政府进行诱导刺激。     

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争议救济分析

有限责任公司凭股东之间的互相信任达到资产集合的目的，这就是公司是财产集合体中的人合性因素，股东的信赖利益又源于各个股东都出了资，股东的投资利益和投资风险都与公司绑在了一块，当部分股东没有出资、出资不实、出资不到位、抽回出资时，他对公司的承担责任的就相应减少、但他在公司获得的利益却保持不变甚至相应增加，其他股东感觉不公平，于是就造成了许多因出资引发的争议。没有出资股东对已经出资股东的五种不公平情形，其中最重要不是分红，而是获取公司高管的机会，对此的争议救济方法主要包括：各股东按照公司章程或者出资协议的规定行使股权，不能达成协议的，各股东仍然应按照原来股权范围行使股权，要求未出资和未完全出资的股东限期出资，未出资的股东暂停其表决权、知情权、参与公司管理权和暂停担任公司高管职务，要求减少未完全出资的股东的表决权，减少后的比例与其已出资占应出资的比例相当，要求暂停未完全出资股东担任公司高管职务，减少未完全出资股东担任公司高管职务的数量，减少的数量与其已出资比例相当，除了公司高管之外，该股东推荐（或者委派）担任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数量也应相应减少。     

解读城市土地国有化之谜——基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分析

本文主要目的是用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研究我国现行宪法第10条规定的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来源。通过对当时城市土地所有权制度的考察和修宪过程中的争论的分析,并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本文认为1982年宪法打破前几部宪法对于城市土地制度只字不提的传统,直接规定城市土地全部国有进而消灭了残存的城市私有土地制是立宪者进行了充分的成本-收益分析之后做出的决定。从成本上说,当时城市土地私人所有制所占比例很小,通过法律宣布无偿归国有引起的震动较小,收回这一残缺的产权对于国家财政(主要指城市房地产税和契税)来说没有任何损失;而且这一制度的建立伴随着城市数量的迅速增加和面积的急剧扩张,使各级政府分享了城市土地的巨大收益,充分证明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重大影响。     

民事主体本质视角下民事责任能力之探究

我国民事法律未对民事责任能力下一个统一的定义,学术界对于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也是争论不休。本文以民事主体的本质为视角,在分析以民事行为能力为轴心构建民事责任能力的理论桎梏的基础上,探讨民事责任能力的理论基础,提出应当以民事主体的本质——理性(自身的理性及拟制的理性)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理论依据。     

大陆与台湾仲裁法——关于仲裁裁决执行之比较研究

随着中国大陆与台湾交流的扩大与加深，民间纠纷不可避免，仲裁日益成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入手，就仲裁的相关法规、准予执行或不予执行的要件、管辖权、执行的进行、中止、恢复及终结、仲裁裁决的形成、仲裁裁决的执行力等方面分析了两岸仲裁法律制度的不同规定，并就其中的若干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安乐死法律化的思考

本文针对安乐死问题,力求从伦理、法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就安乐死纷争的焦点:生命权与自由进行分析,并结合社会学提出反对安乐死的主张。     

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的保护

征税权扩张是应对纳税人独立财产权的必然选择。征税权扩张的合法性来自征税权本身的合法性及其必需性、纳税人财产权的受限制性以及宪法和法律对征税权扩张的限制。协调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的冲突应当严格遵循获利原则、过错原则与限度原则。我国已经确立征税权扩张与第三人财产权保护制度,但仍有必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紧急避险的民事责任承担探析——兼议《侵权责任法》第31条

《侵权责任法》基本沿袭了《民法通则》对紧急避险的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笼统地规定紧急避险人应该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紧急避险进行分析后得出,防御性紧急避险和攻击性紧急避险中的紧急避险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是有所区别的,并且承担责任的类型也是有所不同的。     

论物权行为在我国民法体系中的位置

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德意志法系最具特色的制度特征之一,由于物权和债权的不同特性,由此也衍生出了各具特色的规则。其中,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区分即为著例。物权行为制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民法学的复苏,在民法的制定过程中,学者们对物权行为的态度也各执一词。《物权法》的颁布似乎对物权行为制度的引进与否作出了回答,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仍需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理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