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外交中对外报的重视与应用

报纸在近代外交中具有重要作用。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外交部门的机构设置中凸显了对外报的重视。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清政府也能够将外报作为获取外交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以此作为外交决策的重要参考。对外报的重视与利用体现了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外交心态的转变。     

对当前国际形势特点与我国对外战略的几点想法

冷战后“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的斗争是决定国际关系格局发展的突出问题。“9·11”事件后,美国将反恐问题提到全球战略的第一层面,加大对本土防范,但美国谋求对世界领导权的根本目标没有改变。霸权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都对当前的世界构成威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应该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并重的方针。     

论新加坡国际生存之道

新加坡的生存与繁荣得益于它成功的国际生存之道。从四个方面分析新加坡国际生存之道即:一、以东盟为立足点;二、奉行大国平衡战略;三、以亚洲为战略依托尤其是中国、日本;四、实行积极的经济外交,这样有助于国人更深入的了解新加坡如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日本谋求常任理事国进程中的ODA外交

冷战结束后的10年间,日本0DA的金额每年都位居世界第一,日本以此作为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外交手段,这一阶段日本的0DA也从以谋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转变为更重视政治利益的外交手段.     

透视战后日本对华公共外交

二战后,日本对华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重塑其在中国的形象、重新赢得中国的理解与信任、促使中国奉行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经济与文化援助、外向型的文化教育、对华宣传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对华公共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受其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受两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战略等方面矛盾的掣肘,日本战后对华公共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9·30事件"与约翰逊政府的印尼政策

1965年“9·30事件”前后,约翰逊政府通过培植与以陆军为首的印尼军人集团以及军人政权的特殊关系力图影响乃至操纵印尼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走向,从而深刻地介入印尼的内部事务。对印尼陆军的政策构成了美国印尼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A parliamentary reception (of sorts): the Russian mission of 1645–46

The arrival of a Russian emissary, Gerasim Semenovich Dokhturov, in London in the midst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created a dilemma for parliamentarians who did not want to offend the Tsar’s envoy and risk losing privileges in the northern trade to the Dutch. With King Charles I absent from the capital and George, Lord Digby (later, the second Earl of Bristol), Secretary of State, having fled the country, the reception of the envoy devolved on Parliament. The focal point of the story of that reception is a decorated letter signed by the Speakers of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William Lenthall (Commons) and Edward Montagu, second Earl of Manchester, which was sent to Tsar Alexis Mikhailovich in June 1646. The experience of the envoy, the preparations by Parliament and the sending of the letter itself to the Tsar can be seen as a ‘dress rehearsal’ for the new role that Parliament would play in state receptions after the execution of King Charles I in 1649.     

试析国家安全观的嬗变与新中国军事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军事、政治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观。传统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军事外交的对象较为有限，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军事援助的计划性不强，军事安全环境不容乐观，展示军队形象的窗口较为有限。冷战结束后，中国提出要摒弃带有冷战思维的旧安全观，树立新型安全观。新安全观自提出后，对中国军事外交的指导性作用日益加深。同时，军事外交也不断丰富着新安全观的内涵，成为践行新安全观的重要方式。回顾新中国军事外交的发展历程，可谓波澜壮阔、成就辉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军事外交不断突破，逐渐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良好格局，     

2014年新加坡:政治、经济与外交

2014年,新加坡政府在大选前推出系列改善民生的措施,加大社会发展支出,为大选积极备战;经济方面,受外部经济放缓影响,新加坡国内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同比增长2.9%,政府推出措施推动产业转型,鼓励本土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外交方面,新加坡依旧表现活跃,继续加强区域内及与中美合作关系,同时拓展、深化与其他大国/地区的多边合作。     

嬗变中的欧亚战略与中国外交取向

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尤以欧亚大陆初露端倪的战略合作最为引人注目。跨大西洋的分裂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而美欧关于价值观和“西方”概念等诸多分歧,也从客观上推动着欧亚大陆的加速整合。这一态势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中国全球战略观的根本转变,进而塑造了欧亚战略新格局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