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中的政府责任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尽管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但政府主导推进的城镇化往往会因为地方政府的自利性而导致土地的城镇化和"造城"的城镇化。要减少和避免政绩的城镇化、房地产的城镇化,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与公共秩序的保障者,政府应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担负起公正制度设计、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服务提供、公平市场监管、开放社会培育的责任,在尊重城镇化发展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规范政府行政运作,深化城镇化配套改革,发挥市场、政府和社会协同治理的作用。     

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基于社区理论的实证分析

目前,在传统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挤压和产业结构升级形成的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下,新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年增加并呈现出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的特质。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大制约以及自身特点的原因,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成为一个更加困难的系统工程。面对这一基于乡城劳动力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本文以社区理论为视角,分析了西部地区城市农民工专属社区在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方面的功能,提出了通过构建社区这一场域来改变农民工固有的惯习,并推动和实现其城市融入。这一模式对于西部地区乃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规划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高校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城镇问异地就业人员和城区城郊农业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阈中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在我国快速推进城镇化的今天，我们不得不关注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奋战在城市建设的不同岗位，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贡献着他们的力量，然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致使他们成为游走于城市和乡村间的“候鸟”。能否改变当前的现状，将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甚至将影响到我国新型城镇化能否顺利推进。通过改善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现状，解决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加快城乡医疗补偿机制对接，加快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促进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等措施，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让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     

宁波市失地农民市民化长效机制研究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目标的过程.伴随着宁波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速度和广度大大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失地农民,被征地农民的群体扩大,转岗就业难、社会保障滞后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土地被征用并没有让农民真正过上城市市民的生活.必须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市民化工作长效机制,为构建和谐宁波、平安宁波服务.     

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及对策构想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是我国现代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根据目前农民市化的进展状况,实际工作中存在着思想障碍、政策障碍、制度障碍、信息障碍、农民素质障碍等五大障碍。排除这五大障碍,必须实现“五统一”,即对农民市民化的认知统一、大中小城市并举发展的方针统一、城乡户籍制度统一、市场化就业机制统一、社会保障待遇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

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把经济增长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的前提阶段、起飞阶段、自我持续增长的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国内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整体上处在“起飞阶段”。这个阶段是建设现代工业文明的关键时期，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分水岭。     

农地政策回应如何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化中的角色举足轻重,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的高质量实现。土地承载着物质保障和情感依附功能,是农业转移人口留置于农村最重要的资源。生计资本是生计活动的基础,是在城镇稳定居住的决策基础,也是农地政策对农村家庭禀赋提升的结果。因此,农地政策作为生计系统的外部因子对于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可能隐含着"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市民化意愿"这一因果链条。本文采用11个省份开展的"全国百村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现状及市民化意愿选择之间的关系,探索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影响市民化的具体路径,最终得出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1)农业转移人口对农地政策回应程度较高,农地流转参与经历对于市民化选择有较强的促进作用。(2)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具有定居城镇的意愿,自然资本发挥推力作用,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拉力作用显著。(3)在农地政策回应、生计资本与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制上,农地政策回应通过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市民化产生正面影响。研究的可能性贡献在于证明了政策回应、生计资本和市民化之间的因果链条;强调了农地政策在推行过程中要及时关注政策执行细节及反馈,适当的政策引导将保障低生计资本群体的发展权利,促进高生计资本群体的城镇生活取向;提出农地政策、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和住房政策之间需要进行有效的契合,以更好地弥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不想"和"不能"之间的差距。     

农民市民化──和谐社会发展之必然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把“公民”人为地分成了“农民”和“市民”两部分,这种做法严重地阻碍着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及经济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对农民进行市民化改造,在我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实施“三步走”的解决思路,并根据每一阶段的不同特点从原则、理念和制度完善进行不同的法律设计,从而为农民市民化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进路。     

城市新区建设过程中解决农民市民化问题的政策探讨——以贵阳金阳新区为例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的工业化运动实际上是将一个完整的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环节:一是实行职业转变,即离土不离乡,将人口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非农化;二是实现地域转换,即离土又离乡,将人口从农村引入城市,将分散居住迁移到城镇集居起来,实现人口城市化。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促进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但是,无论是“离土不离乡”还是“离土又离乡”,其转移都只是就业空间的简单转移,劳动力性质本身没有变化,仍然保留着农民身份,是一种兼业式转移,是劳动力的初级转移或称之为“一次转移”。三是实现角色转变,使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