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刑”和“法”

《左传》中，“刑”字主要在广义的“刑罚”意义上使用，“法”字主要在“法度”的意义上使用，二者无直接联系，“法”即“刑”之说不能成立。“法”与“刑”相通的基础是都与“法度”、“礼则”之意相关。《左传》中“法”字和“刑”字的使用情况反映出：“法”不是“刑”，至少在战国初期以前，“法”是内含“正”义的，这种“正”指的是合于先王之道。     

祖瑞：被处千万罚金的女巨贪

身为公司经理，明明盈利数千万元，却总是哭穷报亏损。案发后人们才知道，“亏损”的钱都跑到了女经理的私人账户上了，短短三年时间，女经理利用制作假账、隐瞒利润、制造虚假亏损等手段，狂捞人民币1000余万元，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贪官。 2007年11月23日，安徽省六安市中级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偷税罪判处宁夏第一女贪祖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除了追缴1343.2万元的违法所得，还被并处罚金1000万元。     

浅议短期自由刑

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使宽严相济政策再一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宽严相济对缓刑制度、假释制度、社区矫正的修改都有所涉及。而以拘役为代表的短期自由刑在国际社会废除短期自由刑的浪潮之中,依然没有很大的改变。短期自由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利弊存废之争处于自由刑改革的风口浪尖。在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争论之后,学界的共识是短期自由刑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同时短期自由刑也存在很多的弊端。因此,我们应当在充分研究短期自由刑利弊的基础之上,发现其不足及缺陷,从而找到短期自由刑的完善措施,使短期自由刑更好地发挥其作为刑罚手段的功效。随着和国际社会交流的深入以及我们对国外法律知识认识的加深,学者们更清晰直观的看到中国短期自由刑的弊端,依此提出更加有效的解决办法。     

中华法系"刑法"主体形成原因辨析

法史学界一般都认为中华法系的源头是"刑始于兵",然而西方上古社会时期也同样是部落、城邦战争不断且非常残酷,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是"刑始于兵"呢?其实,中西方法律的不同源头应主要在两者完全不同的部落权力结构之中,应该是中国上古社会的一权制政治体制导致中华法系以"刑法"为主体.     

从孔孟到荀子：法律的道德基础及其证定——从德与法的关系看先秦儒家法律观念之演变

在法哲学领域当中,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乃是核心问题之一。在中国的传统中,由孔孟＂德主法（刑）辅＂之观念塑造而成的是国人重德轻法、重情轻理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法或刑在孔孟的思想体系中,是一种缺乏道德合法性的、消极无奈的存在。在荀子的观念体系中,孔孟的理论偏差得到了恰当的修正。荀子在＂人之性恶＂基础上对法律的道德合法性所进行的证定,使德与法之间达成了一种同质、统一的关系形态,德法同行,相辅相成,个体由此可化恶成善,社会据此可正理平治。     

刑事辩护与检察

一、刑事辩护的意义和必要性律师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依法治国,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律师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而律师刑事辩护制度是律师制度最     

论量刑情节的冲突及其处理

量刑情节的冲突实际上是趋重情节与趋轻情节在量刑适用上的抵触,具体可以分为责任刑情节冲突和预防刑情节冲突。当发生责任刑情节冲突时,根据各责任情节宽严作用赋予其相应的系数进行抵销,从而得出责任刑点;当发生预防刑情节冲突时,必须根据预防的需要赋予其相应的系数进行数量折抵。在任何场合,预防刑情节的适用都不能突破责任刑点的限制。通过这种系数的抵销不断对基准刑进行修正,进而实现宣告刑的合理化。     

关于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的探析

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是各国广泛的做法。本文通过我国现行法律对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的规定引申出对未成年犯是否适用罚金刑以及当前适用罚金刑的缺陷,从而提出进一步完善未成年犯适用罚金刑与判处罚金刑中的相关制度方面的建议。     

一个刑辩律师的困惑

在一个刑事案件中,如果大量充斥着非法证据,而辩护律师竟然视而不见,放任其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而导致错案的发生,辩护律师是失职的。刑辩之惑作为律师,我参加过多个重大刑事案件的辩护。业内有资深律师认为,要做技术型刑辩律师,不要做炒作派。这样的告诫貌似公允,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周边许多活跃在一线的刑辩律师,时常谈起这样的话题:刑辩律师有没有用?有些委托人告诉我,从公安局到检察院到法院,办案人员都告诉他们:请律师没有用,案子是我们定的,律师能定案吗?客气点的会说:请律师     

轻罪治理背景下“多次盗窃”犯罪的检察应对

司法实践中，“多次盗窃”被视为行为犯，次数认定较为严苛，刑事处罚相对严厉，不符合轻罪治理的时代要求。建议针对“多次盗窃”定罪量刑中的突出问题，构建“次数+数额+情节”一体的立案标准，积极探索建立不起诉标准、缓刑适用标准，适当限缩打击范围、稀释刑罚的强度，在司法办案中彰显法治温度、司法善意。深入分析“多次盗窃”犯罪中的深层矛盾，防患未然，促进溯源治理，提升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