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交易合同性质及用户权利之限制

在交易合同、科技保护措施、反规避条款的多重限制下,电子书所有人已无法享有自由利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的权利,著作权法作为平衡著作权人权利与读者权益的作用已然失去。考察电子书交易合同性质、科技保护措施、反规避条款,对我国著作权法适应数字时代科技发展及社会需求加以修正提出建议,以期著作权人权利与使用者及公共利益兼顾。     

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保护研究

四川的佛教主要包括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两大类,其饮食文化资源类型多样,非常丰富。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具有原料的广泛性、制作的独特性、口味的复合型、营养的健康性的特点。目前,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保护存在缺乏专门的保护规划、保护管理体系不健全、本身特色逐渐消失、研究工作有待加强、技艺传承不通畅等问题。要保护四川佛教饮食文化资源,制定专门的保护规划,健全保护管理体系,引导和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加大佛教饮食文化的研究力度,加强保护工作的人才培养。     

犯罪现场保护的理念与方法

犯罪现场是犯罪活动的场所,是刑侦部门认识犯罪,查破案件的客观物质基础。能否妥善地保护好犯罪现场,使它保持案发时的原始状态,对准确弄清案情,及时侦破案件具有重要意义。犯罪现场保护是指,犯罪案件发现以后,对发生案件的地点(场所)、犯罪物证和被害人采取的警戒和保护措施,防止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而破坏现场,保障现场勘查在犯罪现场保持其发现时的状态下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现场保护     

财产保全案件中设立听证审查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诉讼保全又称财产保全，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根据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对当事人的财产或争议标的物作出的强制性保护措施，以保证将来作出的判决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这项制度有效地保护了胜诉一方当事人的根本权利，为实现其诉讼目的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为节约诉讼资源（保全措施到位，往往可促使当事人调解、撤诉），缓解法院执行难打下良好的基础。     

科技保护措施面纱下之刑法学思考

科技与网络的交会,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便捷,即复制行为的简易与普及;二是风险,即著作权人的利益变得岌岌可危。著作权人为了加强自身对作品的控制力,往往通过科学技术措施加密。但有加密即有解密,结果是,保护与规避之间成了噩梦般的轮回。摆荡在数位化与犯罪化之间,刑法上究竟作何回应?刑法上的犯罪类型与目录,又能否解决技术保护措施产生的问题?统筹兼顾,不要赌注于刑法,或许才是实现著作权法长远发展的方法。     

韩国：无法律许可禁止收集利用身份信息

近年来，由于韩国金融部门安全意识淡薄、监管机构保护措施不力，在银行、电信等部门屡次发生个人信息泄露事件，身份证号码与地址等基本信息不仅被泄露，甚至连个人在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密码等重要信用信息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窃取，以致在韩国引发恐慌。今年1月，韩国3家信用卡公司用户信息大规模泄露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匆忙制定“亡羊补牢”的应对措施。该应对措施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金融领域的个人信息，但是由于时间仓促，仍存在诸多漏洞。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国如何“突围”

伴随我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受贸易保护措施伤害最重的国家。目前，我国的出1：3占世界贸易总额比重不到10％，但反倾销案件却占了世界的1／3，反补贴案件也占了世界一半。各国对我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有明有暗：明的如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措施等，     

贸易保护主义幽灵在全球上空徘徊

当前最大的风险就在于:一旦不负责任的一方率先开启贸易保护措施,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触发"以牙还牙"的连锁报复行为。对此,中国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实质性成果,并在WTO规则框架下对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主动申辩和上诉;另一方面,也应加快地区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设。     

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之批判、反思与正确定位

数字技术发展对著作权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于是技术保护措施成为著作权人保护其权利的重要手段。从法律性质上，技术保护措施是一种著作权保护的私力救济手段。从保护方法来看，技术保护措施是一种控制终端用户行为的著作权保护方式。技术保护措施的私力救济性和终端控制性不仅是对著作权制度利益平衡理念的私力破坏，也是对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路径的人为分割。尽管技术保护措施有诸多缺陷，以技术保护措施为基础的著作权保护模式也难以胜任数字时代著作权保护的重任，但技术保护措施在构建未来著作权保护模式中仍将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接触权”——著作财产权类型化的不足与克服

随着技术保护措施成为网络时代著作权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接触权”从公众接触政府信息的人权变成为了著作权人控制利用人接触作品的“私权”。当对作品的主要利用方式从占有载体转为直接体验内容后，著作权人是否享有控制他人接触作品内容的能力就显得相当重要，“接触权”突破了建构于18、19世纪的传统著作财产权体系，其正当性源自对网络环境下作品利用模式的适应，是应对科技发展所做出的合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