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述先对儒学的认识与探索

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杰出代表，刘述先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极其精湛、深邃的研究。他对儒家传统的历史回顾、对当代儒学的宏观审视、对儒学宗教意蕴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揭橥了儒学的内在特质，深化了人们对儒学的理性认知。刘述先之论，对我们当前考量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吴有参考价值。     

曲阜师范大学儒学研究中心

曲阜师范大学儒学研究中心的前身是1983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孔子研究所——国内高校最早的专门研究孔子儒学的科研机构。1993年获得专门史(儒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国内惟一的以儒学研究为特色的专门史学科博     

东北亚文明的创造性起源与发展性保存——以中国和韩国的宗教思想和礼仪为中心(上)

中国将自身的固有思想和印度思想融合后,产生了禅宗和新儒学两种创造性的宗教思想。韩国狂热地接受了这两种思想。不过有趣的是,这两种思想的痕迹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经难觅踪迹,而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却能够轻易找到。可以说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依然保存着这两种思想的国家大概在全世界也只有韩国了。例如,现在韩国的僧侣还在沿用中国唐朝时僧侣背诵的礼法文,普通韩国人举行婚礼、葬礼和祭祀时依然遵循中国的朱子家礼。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现在在中国人身上已经很难找到这些旧习俗的痕迹了。     

老院子

老院子不知是哪时修建的，也不知里面的人是怎样住进去的，但老院子就成了他们生活的乐园。     

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以汉代德主刑辅思想演进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

通说认为,汉代是德主刑辅理论被奉为官方主流法律观的开始,但在分析此种现象时,学界习惯性地直指武帝时期且忽视法思想置身于其间的权力结构。事实上,秦汉时代的权力结构是所谓的"皇帝政治",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权力形式都是随着皇权观的演变而被调整的。在汉代,经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及其后各朝,皇权与儒术的联系日益密切,德主刑辅理论的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所以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德主刑辅理论兴起的关键所在,而这一过程也生动地展现了传统中国权力与法律的共生性关系。     

正德利用厚生：从政治合法性到儒学公共性

政治合法性是迄今为止的政治建构反复遭遇的问题,其绝对基础乃是正德利用厚生。正德利用厚生作为统治者对人民的政治承诺,同时也是被人民接受的承诺,乃是政治建构的终极合法性基础。这个基础构成官方与民间、造反者与统治者的对话平台,形成人民进行造反或革命的终极理论根据,并成为区分革命与造反的终极标准。因为儒学在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理论化的历史过程中记录、阐发和弘扬了正德利用厚生,所以它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共源和公共交往平台,并成为古今之间的沟通平台。     

日本古代宪法·近代敕语对儒学的吸收与变貌

"儒学"作为汉学的重要部分一直涵养着日本文化,对日本的国体制度、政治变革、思想意识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个作用已形成社会的潜流、形成某种思想定势,换言之,通过1400年来的日本对儒学的吸收与变貌,已成为带有某种规律性的文化模式.本文通过对古代宪法·近代敕语中的考察,分析日本文化模式中的这些特质现象.     

爱的观念：儒学的奠基性观念

爱亦即仁的观念,乃是儒学的奠基性观念:既为形而下学(知识论及科学、伦理学及道德)奠基,也为形而上学奠基。这是因为:爱作为生活情感,是生活-存在的显现。因此,爱的观念乃是本源性观念:爱作为生活情感,归属于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源。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汉儒对儒家发展的影响

中国人都会受到孔子的影响。儒家肯定现实人生,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态度对国人影响深远。儒家经历了千年文化传承,既保存了孔子时代儒家的基本精神,也有新发展。但是,我们对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仍不甚清楚,对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前的儒家思想的变化发展进行简单地概括得出儒学生命力旺盛的结论。     

学术与政治之间：台湾儒学的现代发展反思

儒学在台湾,长期以来一直走着一条十分独特的发展之路,尤其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儒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哲学思想而为当局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传统文化的基础,还是作为为了实现现代发展而走融会中西思想之道路的新儒家思想,都越来越深入地融进台湾的现实社会发展进程。在这样一种进程中,儒学思想一方面对台湾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发生着深刻的实实在在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儒学自身的思想体系与基本范畴也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因此,对台湾的儒学研究只能将之放在客观真实的台湾政治社会及思想文化发展的具体环境进行思考与分析。同时,也由于台湾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而提供了一个儒学区域发展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