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之下的全球民粹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发展,其造成的社会后果会越来越深远广泛,而这些都可以说是民粹主义崛起的关键条件。当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在迅速复杂化。如果一些国家的疫情状况,尤其是主要国家的疫情持续或恶化而难以控制,延续时间较长,经济社会代价很高,那么民粹主义在全球不同地方崛起的可能性将明显增大。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是美国和欧洲充当全球治理的领导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全球治理乱象频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也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推进,并逐步成为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这种引领既是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然,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自信自觉的表现。当下中国在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引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全球治理成本的平衡问题;三是引领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权力分配问题。解决以上难题,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统筹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先易后难,分阶段落实。现阶段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引领全球治理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其次,针对全球治理的不同主体要坚持权责一致,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最后,在全球治理的行动中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此同时要提高中国自身的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全球化张力下的激进政治:资本、国家与人的内在冲突

近年来世界各国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出现了政治思潮的快速"变异",表现为支撑战后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秩序大致稳定的世俗政治意识形态陷入危机,激进政治、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等原本处于政治光谱边缘的思想主张大行其道。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制造了"超级阶层"和"下沉阶层",货物和资本越来越自由的流动导致经济活动从政治社会体制中"脱嵌"。现代国家的执政者既要努力保持本土市场对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又必须有效解决因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和其他社会代价。精英群体更容易看到前者的必要性,而普通民众对后者也存在迫切的需求,在民主实践中,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巨大分歧经常形成相互否决的局面,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功能的严格限制,又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在维持市场合法性方面的能力。在资本的压力下,左右为难的国家内部不可避免地催生"出局的人"。单一国家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能力越有限,"出局的人"对强硬手段和激进政策的渴求就越强烈。整体而言,世界范围内激进政治的高潮迭起反映了在如何应对全球化代价问题上政治解决方案的匮乏。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在国际关系学科正式成立百年之际,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批评西方国际关系话语主导,提倡范式多元,主张挖掘不同历史文化资源以构建更加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说明,文化是社会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资源。作为共有背景知识的文化,既在宏观层面建构了具有相似行为方式的实践共同体,也塑造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共同体成员近似的思维方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有着自文化的印记与自文化和他文化的互动交融。本文使用天下体系、道义现实主义和关系理论三个案例,说明"无外"、"道义"、"关系性"这些中华文化理念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性作用,也试图在一般意义上阐释文化对于社会理论构建的沁润效应。使用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国家安全法》中的“国家安全”概念

现代"国家安全"概念由美国李普曼于1943年提出,后来不断被修正。我国《无线电器材管理条例》(1955)最早出现国家安全概念,1982年《宪法》对国家安全有明确规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思想,丰富了国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细化了国家安全领域。2015年新《国家安全法》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立法指导思想,兼采"状态说"和"能力说"。在法律层面认知国家安全概念,需要整体理解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国际安全等任务,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厘清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保障体系以及公民、组织的义务权利。     

拾取“遗忘物”法律性质研判

遗忘物不同于遗失物,对它的认定不以限定于特定场所或有效管理场所为前提,且特定场所管理人对遗忘物也无安全保障义务,对其控制和占有仍应坚持具体、现实的占有意识和事实;若持有人在公共场所对财物不能实施有效占有,财物则有可能被认定为遗忘物。当然,有必要通过归纳遗忘物认定的标准以对办案形成具体指引,同时贯穿刑法谦抑和宽容之理念、坚持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并最终接受社会一般观念的审视。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警卫工作应对策略

面对国际国内各种新形势和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全方位维护国家安全指明了方向。警卫工作将在这一新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直面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积极探寻紧跟时代发展、适应时代变革的应对之策,着力"一大战略、两大战场、三大战术、四大战力、五大战法"的前瞻性战略部署,在抵御各类风险挑战的过程中,确保警卫安全万无一失,全力维护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     

法治化进程中公安执法规范化构成及发展研究

对于公共安机关而言,执法规范化与法治化之间存在一定差别。执法规范化的构成除了包含合法性要件、合理性要件之外,还包含执法效果要件和执法安全要件。从构成要件中可以看出,公安执法规范化一方面是在法治要求之下的细化要求,另一方面是在法治要求之外的严格要求,它包含了多种行为规范,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而要实现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继续推进,必须重视两方面要素,一是内部要素,包含合法、合理的执法规范和科学的、具有可持续性的执法培训制度;二是外部要素,包含立法制度的完善和法律解释制度的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