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公民参与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不仅是促进民主行政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政府绩效评估质量的有效途径。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现状及困境,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推进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中公民参与的进程,提高政府绩效。     

论迁徙自由及其在我国的实现

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广为各国宪法、法律以及国际性人权文件所认可。我国1954年宪法赋予了公民迁徙自由,但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使我国公民从实质上丧失了迁徙自由,以后的三部宪法均未予以恢复。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限制迁徙自由正演变为制约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巨大障碍,它违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束缚了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发展。限制迁徙自由不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是大势所趋。     

思明：铸就终身教育的品牌

我国大陆第一部有关终身教育的地方性法规《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施行后，思明区把构建具有思明特色的终身教育体系作为推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提高公民素质，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成为厩向全国进行社区教育、终身教育交流的窗口，是厦门市学习型城区建设的品牌。     

2007：民意在表达 公民在参与

持续近10个月的厦门PX风波，正在公众参与的轨道上渐渐划上一个和谐的句号。但2007年的“民意盛宴”决非仅此，从去年“两会”期间10万网民向总理建言议政的热潮，到余音未消的节假日调整公共讨论，再到就业促进法草案、水污染防治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全民立法运动”，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公共决策领域活跃着公民的身影、回荡着民意的声音，这使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2007年，是中国社会的“民意表达年”、“公民参与年”。     

孟加拉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政治参与

孟加拉国独立后,民众政治参与热情非常高,特别是孟加拉国市民参政、妇女参政、学生参政和媒体参政为其民主政治的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公民社会影响政策过程的作用机理

中国公民社会的内在要求决定其必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而公共政策过程的价值取向和回应效能使这一影响成为可能,二者互为环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中国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的组织化和舆论性的参与途径,改变了公民参与不均衡的状态,并引导公民理性地、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政策诉求,从而增强了政府回应的有效性.而政府回应推动了日益壮大中的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使其成为一股引导公民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参与"再到"制度性参与"的正向有序的建设性力量.这种互补性政治生态和作用机理,使中国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一种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双赢的理性选择.     

非营利组织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探讨

非营利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基石，在公共服务的供给及市场信息的共享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弥补了政府以及市场的缺陷。尤其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领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目标与非营利组织的宗旨不谋而合，而两者在资源上相互依附的特性，决定了非营利组织在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代理机构、监督机构及环境创造机构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论行政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深刻变化使公民参与行政越来越被社会和理论界关注,我国的政治体制和具体国情也决定了公民参与的必要性。我国在公民参与行政的探索和实践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实现了政府职能和公民角色的重大转变。但现实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为此要从完善现有制度、强化法律约束、营造参与环境等方面继续完善我国的公民行政参与,使之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继续发展。     

建设浅层法治:从政府与公民两个主体看中国法治建设的途径

本文认为,我国要成功建设法治秩序,首先必须建立浅层法治秩序。这需要政府与公民两个主体同时发挥自己的作用。对于政府而言,首先必须依法而治,其次必须制定行政法与建立专门的行政法庭,同时加强社会化过程,以增进公民对国家发展战略的认同与支持度;对于公民而言,必须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以与市民社会中的其他团体和公民形成共识与一致行动,使政府及官员自觉接受法律约束,同时公民又放弃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才是中国得以建设法治秩序的可行途径。     

国外选民登记程序一瞥

选民登记是国家确认公民的选民资格的必经程序。选民登记的目的，是使公民通过登记这道程序，从法律上确定其是否拥有选举与被选举资格，进而确定其是否享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政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