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留存人口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

改革开放和社会流动促使许多青壮年农民离开家乡外出务工或经商,致使当前农村留存人口结构出现了老弱病残幼人口为主体的状况,农业社会传统人口结构改变以后,传统功能呈现弱化态势。根据功能主义理论,社会系统有其自我结构和功能修复的能力,使之始终处于平衡状态。可以通过深化农村土地改革、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和调整等方式,促使农业社会的功能尽快恢复新的平衡。     

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中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一个结构功能主义视角

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是人民警察在长期的警务实践中形成的、具有警察职业特色的价值关系的基本观点和理念。公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公安院校大学生学习和培养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警务化管理是公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实现方式。目前警务化管理中存在一些争论。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阐释公安院校警务化管理中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养成的实现途径,可整合这些争论。     

法院组织管理与中国审判管理体制的建构

现代法院的组织管理在目标上要实现法院系统的内部规范化,以形成合理的权力关系格局,确立适格的职务行为方式,其采用以审判权为主要权力属性所要求的非行政化、分权管理的模式,有别于行政部门等科层制组织的集权型模式。中国法院的审判管理改革需要一种组织构造的视域,审判管理体制的建构不仅应当符合审判权自身运行的特点和规律,而且在整体上也要遵照和体现法院系统为圆满履行审判职能所必需的组织管理与组织构造机理,遵循结构功能主义的要求。     

布坎南评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

本文发表于美刊《哲学杂志》1983年第7期(总第80卷)。艾伦·布坎南(Allen E.Buchanan),现为美国杜克大学特聘哲学教授,著有《人权、合法性与暴力的使用》(2009)、《正义、合法性与自决--国际法的道德基础》(2003)、《伦理学、效率与市场》(1985)、《马克思与正义--对自由主义的激进批判》(1982)等深具影响的学术著作,是一位在政治哲学、伦理学、国际法、市场理论和马克思哲学等领域都富有建树的哲学家。他在这篇书评中继续阐述了他在《马克思与正义》一书中所阐释的思想,透过这篇书评,我们能够看到布坎南对伍德在捍卫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阐释马克思对法权概念的批判以及阐释马克思的辩证法方面的赞赏,但布坎南又不满意于伍德     

民法教义学视角下功能主义释意的范式

民法典法律规范并不是实定法秩序的全部。法律规范实施的法律效果、价值判断与非正式法律规范组成了应然法秩序的组成内容。法学方法论需要实现实定法秩序向应然法秩序的统一。功能主义释意模式是实定法秩序趋同应然法秩序的桥梁,是克服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局限的解释范式。功能主义释意把无所把握的目的解释融入到法律之中,使得目的解释客观化并具有可接受性。功能主义释意将非正式法律规范的政策与情理融入法律,实现法律规范的合社会性。功能主义释意作为法学方法论的一场革命,能够推动中国民法教义学的建立,进而推动中国民法学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立。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结构功能分析——以福州市五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为例

本文作者进入福州市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对其中的办学者、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相关的政府官员进行访谈,此外通过对学生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来弥补个案的不足,并针对得到的资料,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尤其是AGIL方法进行细致分析。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一行动系统中,农民工、办学者、政府、媒体分别承担适应、达鹄、整合、维模的功能,以维持整个行动系统的运行。     

概念法学和政府管制背景下的新行政法

站在中国行政法学百年发展的历史图景之上进行反思和总结,应该善待概念行政法学的方法论和知识论。外接管制的新行政法强调横向地研究"事务"而不是理论,它有自己新的价值范畴和问题域。但是,政府管制之下的新行政法只有借助概念法学的范畴体系和逻辑思辨方式,才可能实现其功能主义的目标,否则将陷入"问题陷阱"。台湾概念行政法学的发展方向值得祖国大陆借鉴,在概念法学的塑造下,部门行政法与政府管制研究的结合之路是祖国大陆行政法学的可欲之路。中国行政法学的困境不是概念法学的困境。外接政府管制的新行政法,一定程度上将弥补司法审查制度缺陷带来的概念行政法学的功能性不足。     

WTO时代功能主义国际私法之最密切联系原则分析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冲突法革命中逐渐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说。在WTO所推动的全球化的今天,最密切联系原则更是各国国内立法和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从法哲学角度对该原则进行剖析,指出其对传统概念主义国际私法观的改良及影响,并对多年来的法律实践所展现的该原则的隐患进行分析,以使我国相关司法工作能够完善。     

备案审查制度在香港的运行空间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复强调要在香港加强备案审查工作,但如何能让一项基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的监督制度有效嵌入香港法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制难题。在香港基本法制定过程中,为了弥合两地法律监督理念差异,立法者引入“分工负责审查模式”、通过对“审查依据”“审查对象”“纠错方式”的三重设置,将备案审查在香港的功能框定在一个重要但有限的范围。作为香港法律监督制度的一环,备案审查在实践中需要同时处理与“行政长官立法监督权”“香港法院司法审查权”“香港原有法律监督权”的三重关系,复杂的制度间博弈影响了备案审查预设功能的展开。备案审查制度功能在香港的强化可从前后两端着眼：一是加强与行政长官的沟通,实现对立法草案的控制;二是构建纠纷解决程序,处理备案审查与司法审查权限交叉的疑难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