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督教审美主义的范式转换及其现代性问题

基督教审美主义是西方文化审美现代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型态,其基本宗旨是在基督宗教及其神学的语境中张扬美以及审美对于信仰生活的重要意义,以此回应现代性危机带给西方文化以及神学自身的困境.基督教审美主义随历史条件和思想背景的演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范式,即情感论的、存在论的和形式论的基督教审美主义.其间的转换与发展脉络,为了解与思考西方文化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嘉道年间英华书院创校南洋研究

英华书院是清嘉道年间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内地后,伦敦会传教士为冲破清朝“禁教”政策的束缚,在中国本土之外的南洋华侨社区创办的一所主要面向华侨、办学时间最早且规模最大的新教教会学校。本文主要分析了该校创办南洋的缘由与始末及其对中国本土社会的积极影响。     

当前美国保守主义外交的国内根源及其表现

当前美国外交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这有它深刻的国内根源,主要是官僚政治因素、地理与人口因素和宗教派别因素。在反恐问题、伊拉克问题、北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和中美贸易等一系列美国外交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上,保守主义的影响都已得到相当的体现。     

简述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读《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托马斯·阿奎那是西欧封建社会基督教神学和神权政治理论的最高权威,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建立的系统的、完整的神学体系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一些,他本人也被基督教奉为圣人,有“神学界之王”的美称.阿奎那在政治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论儒家伦理的宗教功能及其文化作用——兼与基督教文化比较

如果说,西方伦理是从属于基督教、是基督教派生的,上帝之死会导致伦理价值的崩溃;那么,儒家伦理则是由现实的血缘关系出发的一种准宗教文化建构.虽然“儒教”并非宗教而是一种伦理教化,然而,这种伦理教化却具有宗教的功能.它既能够慰藉个体的孤独情怀,又能以伦理架构的整体性超越死亡.儒家的伦理本位与基督教的上帝本位导致中西文化很多方面的不同,无论是将个体生命融入家国族类的整体、追求现世的自我还善,还是五四反传统的传统动因,都打上了儒家伦理的深刻印记.     

近代基督教在西南彝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基督新教在不平等条约的帮助下强行深入中国内陆传教。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新教在川滇黔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展开活动。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对川滇黔三省彝族社会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彝族民众困苦的物质生活;促进彝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彝族近代知识分子的培养;促使彝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彝族的宗教观念、生活习俗、社会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     

基督教、道德与马克思主义——麦金太尔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读

在《马克思主义:一种阐释》中,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认为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世俗化运动使得基督教不再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世界观。黑格尔使宗教走向了哲学,他用从宗教背景中引出的概念来探讨历史,但是他的唯心主义却使他难以理解和把握历史的现实性。费尔巴哈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转向。马克思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继承了异化、回归自身以及人的本质的基本思想。但是,对这些概念的使用他却不同于他们。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后基督教时代唯一一种代替基督教在解释人类生存时的作用的学说。马克思把异化以及基督教的道德主题带到了现实的人的生活。但是,一旦马克思主义从人道主义的道德学说转向对于一种社会科学的时候,它就陷入了机械的唯科学主义的危险之中。在笔者看来,麦金太尔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以及他从基督教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他的局限性。     

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与抗日救亡

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是成立于民国初年的泛宗教社会服务性组织,抗战爆发前便致力于开展军人服务,进行抗日宣传的工作。抗战爆发初期,先是组织义工支援中国上海抗战,后来又根据在上海抗战中吸取的经验组建了联合服务团,进行军人服务工作直到抗战结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其时任会长费吴生更是参与组织了南京国际安全区,拯救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的生命,并且真实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基督教传入与红河哈尼族信仰文化的变异

基督教在红河哈尼族地区的传入传播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末基督教开始传入红河哈尼族聚居区,但由于传播活动范围小,哈尼族改信皈依基督教的人数非常少,至"十年文革"期间停止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基督教再次传入红河哈尼族地区,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两次基督教的传播渗透,导致了哈尼族在信仰对象、婚丧仪式、节日文化、饮食习惯、歌舞音乐、意识形态等方面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变异。     

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妇女的自觉

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中,西方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所从事的一些活动,包括创办女校、提倡天足、主张婚姻自由、教会妇女识字读经、传播西医等,虽然主观上是为了扩大教会势力,但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妇女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