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依托——民法典的价值彰显与制度修为

民法典是法治中国时代的权利法典.民法典作为一部规范民事主体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从事民事活动的权利百科全书,其所蕴含权利张扬与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贯穿始终.民法典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效张扬与集中彰显,也是法治中国时代最为正式的、体系化的权利保障百科全书.民法典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技术依托,更是助力人民法院精准司法、公正司法的裁判素材宝库.鉴于民法典一以贯之的人权保障的价值理念与思想内核,唯有获取全面领会民法典蕴含的法思想、积极培植针对民法典的法感情、熟练运用法技术准确适用民法典等三把金钥匙,才能开启民法典规范与制度宝库的大门,激活民法典发挥其应有的制度修为.     

见证民主进程 感受制度魅力——写在全国人大“一法一规则”修改决定通过之际

3月11日下午,新修改的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以下简称"一法一规则")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是两部法律施行三十多年来的首次修改。与民法典这样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法律不同,"一法一规则"似乎并不算"热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高校微文化安全现状调查分析

以高校微文化安全为主题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各高校已经开始抢占微文化这一意识形态建设的新阵地,微文化领域主流媒体得到当代大学生的信任,但同时还存在大学生微文化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微文化领域负面信息影响明显、高校微文化引领力不足等问题。高校应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增强大学生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加强大学生的微媒介素养,增强微文化安全意识;发挥微媒体的传播优势,强化高校教育引导功能;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发挥微媒体的正面效应。     

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第三方专家评审制度的优化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意见不同而引起的争议,在当前提倡服务型政府,强调“权为民所用”的现代社会,妥善解决各种行政争议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困境和突围路径——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信息量化标准的反思和重构

刑法对网络安全的保护立场，正由网络运行安全转向网络信息安全。刑事立法更新不断增设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的同时，刑事司法的定量评价体系却未能一体构建，成为网络安全刑法保护的薄弱环节。当前网络信息安全犯罪的定量评价体系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同时适用错位的“传统法益侵害程度”量化标准和模糊的“数据规模”新型量化标准，无法满足网络信息安全专属罪名司法适用的准确性和统一性需求，导致了司法适用的困境。消弭规范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以“信息规模”为定量评价核心的基础上，建构信息价值的分层评价模型，并将“组信息”作为基础的数据规模计量单位，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突破网络信息安全犯罪司法定量评价困境的合理路径。     

野趣武宁

今年的春天裹着一丝清寒,让小城武宁显得格外宁静。江西武宁是一方神奇的土地。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县城、全国卫生县城、国家森林城市、中国天然氧吧、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等众多荣誉称号,名列2019中国最美县域榜单,域内星罗棋布在山、湖、林间的16个乡镇个个名列国家级生态乡镇。这座人在画中的小城已然阔步走进世人视野,蜚声海内外。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保险法理论新范式——以保险人作为私人监管者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提出以及论证的命题"保险人可以作为支持和补充政府治理/监管风险的私人监管者"与国内目前主流的保险法研究范式——合同和监管两个维度——有较大的不同。本文意图藉此探索保险法理论的新范式,以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保险法理论研究带来的重大挑战。风险保障专业化、损害赔偿社会化和治理手段市场化的性质使保险成为构建公权与私权合作治理的机制。保险人以"治理"(govern/regulate)的方式支持、补充甚至替代政府对被保险人行为和风险的行政管制。"看不见的手"(商业保险)与"看的见的手"(政府)相互配合与支撑,在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应向保险人下放风险管理职能,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尽职尽责 守护金融安全

铜陵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武装押运大队驻工商银行中队2004年4月建队,共有保安员45人,其中党员8人,服务工行24个营业网点。队员们军事素质过硬,团队意识较强,政治立场坚定,用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各界赞誉。     

论互联网时代诽谤罪的公诉范围

我国刑法对诽谤罪采取自诉为主、公诉为补充的双轨制模式。由于刑法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公诉依据具有模糊性,同时司法解释本身缺乏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存在同义解释、近义解释等问题,加剧了公诉诽谤罪和其他罪名之间的冲突和竞合,特别是当被害人为地方领导干部时,诽谤罪的公诉权在实务中存在被滥用风险,部分限制公诉权的要件在实务中被淡化甚至忽略。从相对狭义的角度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只有在行为人对侵犯个体法益具备主观故意,但对侵犯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不具备主观故意(或无法证明其具备故意)的情形下,才有其独特的法律适用价值并不与刑法其他罪名相冲突。为妥善处理和平衡诽谤犯罪中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内外部变化,建议通过修改我国刑法,将诽谤罪区分为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三种形态,为充分保障宪法权利,情节不严重的不作为犯罪处罚;为充分保障自诉权,情节严重的为绝对告诉乃论;为依法惩治犯罪,对符合特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情节特别严重的诽谤犯罪可以依法公诉,以维护网络信息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