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天下

习近平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 应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8月21日至22日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1日,习近平在乌兰巴托同额勒贝格道尔吉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从关系契约解读劳动关系的特性与制度

关系契约理论解释了劳动关系的多重属性,以新的解释视角克服了古典契约论的缺陷.虽然契约始终是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但劳动关系是一种长期契约,具有不完全性,选择、交换和未来意识共同交织于一体,关系规范、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共同调整着劳动契约.用关系契约解读劳动关系,能够更加理性和客观地界定劳动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为劳动法律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无因管理与侵占罪交叉问题研究

适法无因管理作为民法理论中的事实行为而阻却违法性,侵占行为作为刑法分则中的犯罪行为而具有刑事违法性,二者虽然在行为性质方面截然不同,但其交叉问题时常造成司法实务中的困惑。文章在着力思考包括无因管理行为能否评价为代为保管行为,无因管理中的遗失物与侵占罪中的遗忘物有无区别以及类型化展开下的无因管理行为与侵占罪如何衔接等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刑法解释论,再解释侵占罪犯罪构成中的"关键要素",实现无因管理与侵占罪"无缝"衔接,以研讨解决无因管理与侵占罪交叉问题的最佳路径选择。     

中澳关系中的美国、日本因素

<正>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关系目前呈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高成长、全面发展之良好态势。2014年中澳双方高层在多边、双边场合互动不断,两国元首在一年内实现三次会面和互访,为两国四十多年交往历史所仅见。2014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布里斯班峰会后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取得了中外瞩目的丰硕成果,为中澳关系发展开启新纪元。除此之外,双边还有许多其他高层交往。这些密集互动让中澳     

新疆玛纳斯县意识形态工作探析

新疆玛纳斯县多民族杂居,各民族在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只有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才能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为建设"均衡凤城、幸福玛纳斯"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保护“吹哨人”的劳动法分析——基于德国司法经验的考察

雇员向国家机关、媒体等外部机构或个人告发雇主组织内部的违法行为,如何从劳动法角度评价这种吹哨行为？一方面,雇员吹哨是否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另一方面,雇主的商誉和经济利益因此损害,雇员违反了忠诚义务吗？雇员的吹哨行为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得到保护呢？德国没有对“吹哨人”保护方面的专门立法,但是各级法院在过去几十年中审理了多起雇员因为“吹哨”被解雇的案件,经历了从认定雇员违反忠诚义务到有条件地支持雇员检举雇主的态度转变,欧洲人权法院对Heinisch/Deutschland一案的判决更是推动了德国对吹哨人的保护.受其启发,我国在还没有完善相关立法之前,在现行法框架下对雇员吹哨行为进行司法处理时,应该考察举报的事项、信息的真实性、雇员的行为动机、内部救济的优先尝试、雇主遭受的损害等多方面因素.     

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议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问题

本文重新考察1963年到1983年间中国医疗队援非历史,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实现国际援助的效果和可持续性问题。"文革"时期,中国医疗队遵照"六二六"指示在非洲实践革命卫生道路,结果喜忧参半。1970年代末,卫生系统的改革重新使医疗援助工作回归本位,对非医疗援助得以稳步增长。援非医疗队的历史证明,实现援助效果和可持续性,需要我们重视援助目标的多重性及其内在的关联度,合理处理援助的基础功能与拓展功能、特定意识形态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使援助者的主观意愿与受援者的客观需求紧密契合。     

中国集体协商制度的实践困境与策略安排

集体协商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调整劳动关系的通行做法。就中国劳动关系现状而言,集体协商制度对于化解劳资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具有更为重的现实价值。经过19年的实践,中国集体协商制度得到了迅速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着集体协商流于形式、实效性不强等现实困境,其原因在于认识不到位、主体不对等、法律不健全、政府作用发挥不到位等方面。为健全完善中国集体协商制度,需作出有针对性的策略安排。     

发挥工会维护职能 参与创新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广义的社会管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社会管理需要社会组织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条件下广泛参与。工会是党领导下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     

技术的人性追求——马克思技术与社会伦理关系思想论析

随着技术快速进步,如何正确认识技术与社会伦理的关系,促进技术与社会伦理的协同发展,是当前急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马克思通过对技术的社会考察,既充分认识到了技术对社会伦理的双重影响与作用,又深刻分析了社会伦理道德对技术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以一种历史的、辩证统一的视角看待技术与社会伦理的关系,为当前更好地处理技术与社会伦理问题提供了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