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卢武铉主义

卢武铉主义是卢武铉就任总统后,对韩国外交安保政策进行的大胆革新,它包括自主国防、自主外交、反对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调整和"东北亚均衡者论"等政策理念。卢武铉主义是在个人与民族、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它一出台就引起了国内外的争议。面对质疑和批评,卢武铉不得不对其新外交安保政策做出调整,以致卢武铉主义的原则理念大打折扣,而其后续影响还有待观察。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俄罗斯的能源外交

本文主要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以俄罗斯的能源外交为研究对象，揭示能源领域的政治与经济互动机制。俄罗斯政府出台《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要点》，使油气能源成为实现国家外交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俄罗斯政府试图并已经获得能源生产领域的“结构性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来推行其外交战略，但俄罗斯政府在实施其能源战略与外交的过程中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掣肘。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上）（1944-1947）

二战后期，苏联确定了在战后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外交战略，为此在其周边国家和力量所及的地区推出了“联合政府”政策。通过各国共产党实施的这一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表现为共产党必须放弃武装，进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政权机构，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则表现为允许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以共产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然而好景不长，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本质的不信任，以及各国党自身利益的驱使，造成“联合政府”政策在东西方同时破产，冷战随之兴起。     

对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理论的初步认识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外交理论建设和政策思想探索也出现新的进展.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集新时期中国外交理念创新之大成,是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外交的总目标、总纲领.这一重要思想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预防性外交:基于概念的比较分析

预防性外交最早由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在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下得到不少国家的响应。但是,迄今为止,预防性外交的基本涵义及其构成要素还在争论中。笔者认为,事实上预防性外交作为全球治理的新手段,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生活中,对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涵义。我们需要根据国际政治的不同主体的利益、立场、地位和实力,来认识不同国际政治主体对于预防性外交要素的不同取舍。文章以联合国、美国与东盟在预防性外交问题上的立场为例,比较证明了这一论点。在此基础上,文章就中国预防性外交的战略和策略展开了初步探究和思考。     

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

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运动的内涵深刻而广泛,已成为影响东北亚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对于日本"国家正常化"的认识相对狭隘,集中反映出其对日政策重点从控制转为利用,期待通过对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有限推进使之逐步成为美国的全球伙伴。但美国的对策与日本自身对"国家正常化"的战略期待存在差异,故美对策中隐含着难以克服的多种矛盾。     

韩国人经略海外之踵

韩国已成为亚洲第三个以基督教为主导信仰的国家,大国意识膨胀之下的对外传教活动固然是其经略海外的捷径,但外交资源却投送不到偏远的阿富汗。这样的阿喀琉斯之踵,对于自诩"拥有9200年文明史"、梦系"大国战略"的大韩民族来说,实在是个不小的反讽与善意的提醒。     

联合国近年改革与中国外交

联合国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提升联合国的地位、加强联合国的作用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方向之争,涉及到国际新秩序的建立。2005年是推进联合国改革的重要年头,国际社会围绕联合国改革的纷争异常激烈。中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为把握联合国改革大方向,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团结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曾纪泽：弱国外交的杰出代表

曾纪泽,湖南湘乡人,曾国藩的长子。1878年至1885年,他先后出任驻英、法、俄等国公使,前后达8年之久,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曾纪泽的外交实践证明,弱国有可能办好外交,而且弱国的成功外交,对于尽量减少强国的祸害,尽可能维护本国的利益关系极大。曾纪泽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通过外交斗争,对维护国家利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外交家。有声有色的对英外交1879年1月4日,曾纪泽乘轮船首抵巴黎,然后转道伦敦,开始了他的驻外公使生涯。曾纪泽努力加强使馆的内部管理。他是我国勤俭办外交的先驱人物。出使英国后,他在自箴联中写道:“濡耳染…     

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

本文通过对晚清时期的历史资料,对美国传教士对西方对华鸦片贸易的看法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19世纪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对华鸦片贸易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不仅迫使清政府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来华美国传教士对这种贸易的批评与谴责也日益严厉。美国传教士的反鸦片贸易观对美国国内舆论及《望厦条约》的签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然而,《天津条约》签订前后,美国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转变扭转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鸦片贸易的最终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