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凤凰山汉简看西汉地方财政税收

凤凰山汉简是研究西汉赋税的重要资料。与以往对此研究焦点多集中在赋税额度上不同,本文则从地方财政角度重新审视这批简牍,以口钱为切入点,认为凤凰山汉简所载的口钱条目并不是向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也不是简单意义上向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而是与简牍上其它条目一样,是地方财政的一部分,用来供给地方行政长官的公务费用。     

西汉丝绸之路的安全保障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出陇西,第一次出使西域。到卫青、霍去病消灭了匈奴兵主力,匈奴逃往大沙漠北面以后,西域一带许多国家看到匈奴失了势,都不愿意向匈奴进贡纳税。汉武帝趁这个机会再派张骞去通西域。公元前119年,张骞和他的几个副手,拿着汉朝的旌节和礼物再度去结交西域。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和西域各国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令汉武帝始料不及的是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     

南广阳城之谜

广阳城是个谜。在史料中追寻,广阳国、广阳县、广阳城随着朝代更迭而变换。《汉书·地理志》广阳国条显示,广阳县在西汉初是燕的属县,宣帝时,又改属广阳国四县之一。《后汉书》中记载有耿拿追贼于“小广阳”的故事。史料显示,从汉至唐,广阳城一带一直很繁华,唐玄宗时广阳城是蓟城向南的必经之路。然而到明朝时,广阳城是“今日犹存旧日名,遗址荒凉人稀少”。     

映照史话的西汉铭文镜

西汉铜镜上出现的铭文，其重大意义是开创了中国铜镜铸造铭文的先河。
　　铜镜，是先民照面饰容的日常生活用具，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中精美艺术品。铜镜铸造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具有很高艺术价值。其镜背装饰着各种纹饰和铭文。铭文，作为主要纹饰铭刻在铜镜上，是西汉铜镜一大特色。铭文内涵丰富，充分反映出汉代社会现实及人们的思想、信仰和期盼，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证史、补史作用，也是映照西汉哪段历史史话的重要实物资料。     

再论秦汉时期的“狱”——以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为中心

根据走马楼西汉简中的新出材料,有关秦汉时期“狱”的诸多问题依然存有讨论的空间。据此,以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中出现的“狱”为考察对象,并结合几批已刊秦汉简牍资料,可以发现,“狱”的本义当是争讼之义,而《说文解字》将其解读为狱所,当是据其本义引申的结果。秦汉时期“狱”的规模因级别不同而有所差异,秦代的狱治中有县狱和都官之狱,两汉中央官署中都设有中都官狱,走马楼西汉简中出现的“廷狱”可能是有廷的狱所,“宫司空狱”主要负责鞠狱、覆狱。这些狱的内部多有诸如狱府、狱曹、狱门、扩门之类的管理机构。而“狱”的吏员配置则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狱史、狱丞、狱掾等狱吏名称,职能大小近似,但使用的时代和区域或许有所差异。另外还有各类治狱属吏,他们都是秦汉狱吏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人员。     

[背景资料]传统工艺美术源远流长

早在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故乡,考古工作者从山顶洞文化层中,发现了距今1.8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钻空的石珠、鱼骨、刻纹的骨管、穿洞的兽牙和刮磨过的鹿角器等装饰品.后在昌平、门头沟、平谷、丰台等地都先后出土了新石器时期以及夏、春秋、西汉等朝代的陶器、青铜器、漆器、金属工艺等具有极高文物价值的工艺美术品.     

萧规曹随

西汉初年,萧何为相国,他结合汉初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合乎实际的政策法规和制度,把西汉王朝引向了正确的发展轨道。其继任者曹参,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没有别出心裁、另起炉灶,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延用萧何制定的政策法规,保持了国家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汉初社会得以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的基础。这段佳话,被称为“萧规曹随”。     

互动与演变:西汉的政治与史学

西汉的政治与史学,在相互的影响中完成了彼此的演变.西汉初年,史论与政治皆充满生机,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汉武帝时期,强大而专制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在刺激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同时,又致使《史记》无法对现实政治产生影响,而只能藏之名山,以待来世；西汉末年,刘向等人试图通过整理文献复兴政局,但充满阴阳五行、符瑞灾异的学术与暮气已深的西汉王朝已失去了彼此互动、相互创生的能力.     

西汉“士不遇”文学主题的凸显及其成因

西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而这一时期文学领域里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士不遇”主题的凸显。由于“不遇”文士身份的不同，其作品表现出来的“不遇”之情绪也有差别。西汉“士不遇”文学主题的突出，既与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从而引起的士阶层地位变化有关，也与士人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意识和中国文学中的‘‘风雅”传统有关。     

西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富商大贾的崛起

汉初实行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贩运贸易的出现促进了各地的商品交流，以长安为代表的商业性都市遍布各地，商业行业越来越多，特别是大规模的对外贸易的出现，是西汉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批经营出色的富商巨贾，他们凭借雄厚的资财逐渐跻身封建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例如他们购置田地，参与封建地租剥削；借贷货款，取得高利贷收益；进行商业贿赂，获取超经济利润；僭越礼制，显示出对皇权政治的挑衅；资助钱财，为西汉封建地方割据推波助澜。而西汉中后期封建统治者任用富商为吏，使他们有机会参与政事，更是使他们直接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