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护持与美国的代理人战略

霸权护持是霸权国在霸权周期内的主要战略目标。通过考察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霸权护持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代理人战略是美国频频实践但仍缺乏深入研究的现象。代理人战略是一种国家不直接出面,而是借助安全与外交领域的代理人实现间接制衡目标的战略手段。明确对手且制定相应策略是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特征,当前美国政府认定的霸权威胁来源包括战略竞争对手、地区反美国家及恐怖主义等。基于战略目标的不同,美国针对上述三种威胁所采取的代理人战略的类型亦存在差异,分别是国家代理人战略、复合代理人战略以及次国家代理人战略。美国寻找的代理人一般与目标对象存在重大冲突或战略矛盾,代理人具有消耗与削弱对手的能力,代理人战略的实施路径包括威胁共识搭建及借力打力实践两个阶段。对于冷战后美国代理人战略的实践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这种战略形式的逻辑延展及未来走向。     

面对金融霸权,我们如何应对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滥用金融霸权地位,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然而,美国滥用金融武器也导致美国经济日趋金融化,同时使美国债务负担日趋严重。在此背景下,美国谋求利润日趋转向制造"可控混乱",作为转嫁其国内危机的手段。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促使美国金融霸权加速衰落,同时也增大了美国加大对外转嫁危机的可能性。     

变数与前景:中美对国际经济治理模式选择之分殊

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开始从以往对"制度霸权模式"的偏好,转向现在对"权力霸权模式"的偏好,将对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制度化程度的选择,从"规则倾向性"降至"契约倾向性",从而为谋取自身现时利益最大化释放了美国权力优势运用的空间,构成对现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全面反动,并投下了最大的变数。然则,脱离霸权统治,回归治理本位,以"制度导向"为模式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仍将得以存续和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立基于国家间合作伙伴关系及互利共赢原则而创建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为此提供了良好的方案,以"一带一路"建设对国际经济治理新体制的探索最为典型。     

COVID-19疫情下美国贸易霸凌主义行为的新趋势与应对

COVID-19疫情下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不但没有消停,反而呈现频繁化、过界化、金融化、科技化的新趋势。美元霸权和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领导地位是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霸凌的强大支撑;疫情影响下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美元霸权和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领导地位受到威胁是美国急于发动贸易霸凌的现实动因,其真实意图是巩固美元霸权、确保全球价值链领导地位,实现"美国优先"。美国的贸易霸凌将成为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源。对于外围国家而言,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行为的关键在防范金融风险和货币危机的前提下,推动国际货币多元化改革来削弱美元霸权;构建"N个金融国家-N个贸易国家"新格局来打破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唯一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要在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积极投身到国际货币多元化改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上新台阶来应对。     

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评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1年8月5日,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美国AAA级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AA+,评级前景展望为"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丧失AAA主权信用评级。本文认为,美国经济早就存在主权信用风险隐患。其风险之所以一直被三大评级机构掩盖,是因为这三大评级机构是维护美国经济霸权的"内置机构"。三大评级机构与美国政府的矛盾是可控的,信用评级的微调对美元地位并不构成实质性威胁,反而可以维护今后三大评级公司评级结果的可信度。中国应建立自己的全球信用评级体系,增强中国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     

相互依存式霸权：“第二世界”和金砖国家的崛起透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金砖五国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第二世界”崛起对全球产生广泛影响,并由此带来了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变迁。葛兰西的核心理论框架——“霸权”概念以及以考克斯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对探究新兴国家崛起的问题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是全球化与跨国资本主义的深化对新葛兰西主义学派提出了挑战。在整合新葛兰西霸权理论和后霸权批判理论,并将“第二世界”和“相互依存”加入分析框架之后,理论界提出一种新观点,即新兴国家作为一种新型反霸权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尚不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独立霸权,而“相互依存式霸权”将主导当今这个时代。“相互依存式霸权”定义为根植于金砖国家的崛起所带来的基于地区合作所形成的联盟型关系,这一联盟型关系的形成主要为了牵制并超越由单一国家或单一权力中心（西方）所产生的霸权。届时在国家利益、地区走向、共同政治议程、政治联盟以及潜在危机管控等方面,“第一世界”（西方国家）和“第二世界”（新兴国家）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重塑国际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霸权的逻辑：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多边转向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起双边联盟体系,但近年来对于加强多边安全合作更为积极。美国近几届政府在亚太安全战略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在推动双边合作转向多边合作,而为何发生这一转变值得探讨。美国在权力优势明显时,倾向于采取双边合作;当美国权力优势缩小时,更加重视多边合作,其安全合作形式是接近于联盟还是相对松散的安全合作,则取决于外部威胁性质和内部分歧大小。美国亚太安全合作形式的调整取决于中美实力差距、外部威胁变化和成员国分歧,多边形式可以更大范围地进行国际动员,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拥有稳固的合作基础、灵活的多边形式和共同的身份认同,有助于美国调动战略资源和联合应对共同关注的威胁。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增强了美国的安全动员能力,冲击了亚太地区秩序,给中国带来较大的安全压力。但不同合作机制也面临合作程度不一、成员战略分歧和合作议题分散的影响,合作进程存在着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