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促进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研究观点之比较

农村建设与发展,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自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提出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这一主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对其进行了探讨。未来社会治理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换言之,应该是由多个治理主体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来共同促进新农村的构建,通过他们之间的互动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高层信息

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腐败是政府的一贯立场;建设和谐文化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煤炭资源有偿使用改革试点在8省（区）推进;“十一五”电力体制改革基本原则确定要确保群众获质优价廉的电力服务;经济运行存在四大不稳定因素     

广东涉港澳民商事诉讼的文书送达研究

广东省的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一直占全国的30％左右，其中的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又占约80％，因此，涉港澳诉讼文书送达的任务十分繁重。由于地缘和历史等因素，广东法院开展涉港澳民商事诉讼送达工作起步较早，而且取得了一定经验。     

美国“新经济”成长的制度因素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战后罕见的持续非线性的高速度增长.其主要表现为高增长率、高就业、高规模、高扩张,人们将这种经济现象定义为-新经济.新经济出现在美国绝非偶然,本文旨在探讨新经济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政策性保障及对中国知识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公共物品的困境：解析美台安全合作的一个维度

在法理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美台之间又存在事实上的非对称性安全合作关系.从公共物品的角度来看,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下,这种合作有可能陷入某种形式的社会困境,进而使绿色阵营的愿望落空.但是,美国仍然会以<与台湾关系法>为依据,通过其他风险较小的手段干预台海冲突.     

浅析社会因素对印度与巴基斯坦和解的意义

1947年分治以后,印巴两国已经为了克什米尔等问题交恶数十年,和解似乎总是遥遥无期,尽管目前两国领导人多次做出和解的善意举动和行为,但是关键时刻出现的阻碍和解进程的意外事件发生总是让两国出现的和解再度幻灭。究其原因在于两国之间社会层面因素成为和解的主要阻碍。本文试图从社会层面入手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带给和解进程的含义,着重提出社会层面问题上解决两国和解问题上的政策建议。     

民营经济发展给地方政府管理带来的挑战——以吉林省为例

民营经济是推动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而政府管理创新则是推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民营经济创下许多佳绩,但是同全国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相比,不论是经济总量还是速度水平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还有许多因素制约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只有创新地方政府的管理,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积极培育和引进民营经济的创业主体,创造条件解决民营经济在发展中的资源要素问题,才能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我在NGO的日子

当代观察不是一个慈善机构,我们必须以最优质的服务和最高的专业水平把我们的理想销售出去,获得我们生存与发展所必须的资源。     

台湾省政治变局与陈水扁的执政困境

以2005年8月“高捷弊案”爆发和年底县市长选举结束为发端，台湾政局逐渐出现民进党上台以来的最大变局，陈水扁执政开始进入“后扁时代”。引发岛内政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标榜“清廉、本土、改革”的民进党政府迅速沉沦，人民对执政者的为所欲为和无所不为深感困惑与震惊，并逐渐失去耐心与信心。岛内在2006年所兴起的反贪倒扁运动，目前仍未能引起人们对2000年政党轮替后所出现的岛内乱象的省思，民进党隐藏在“爱台湾”、“本土化”与“民主化”旗号下的选举利益考虑和“台独”路线，显然无法产生推动其转型的内在力量。引发台湾政治变局的结构性因素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继续主导岛内政局走向。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分析——对泰兴市的调查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问题专门下发了“一号文件”。2005年，中央将“三农”问题继续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又发了一个“一号文件”，而且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对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及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收入从此进入了新的快速增长期。从泰兴市分界镇、河失镇、宣堡镇、珊瑚镇、张桥镇等几个乡镇的调查情况看，2005年农民增收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农民增收的基础仍较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