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反恐与国际法

奥运反恐不仅是东道国和国际奥委会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根据国际法应进行合作的事情.在奥运反恐问题上需要东道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但是合作需要在尊重东道国主权以及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来进行.东道国为反恐而采取的某些国内行为也要有法律上的依据.     

如何看待WTO的相关规则——围绕中日农产品贸易争端的思考

一、中日农产品贸易争端引发的问题2001年4月,日本政府对我国的大葱、鲜香菇、蔺草席实施紧急限制进口措施,挑起两国间农产品贸易争端。我国政府在与日方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于同年6月宣布对来自日本的汽车、空调和手提电话加征100%的特别关税。在我国拒绝对出口产品实施自动出口限制,日本即将启动紧急限制进口措施的关头,为避免摩擦扩大化,最终双方还是在妥协     

全球化语境下主权和法治的关系

通过分析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主权和法治的复杂关系,本文提出民族国家主权是导致法治被限定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和法治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和全球治理联系起来。本文认为,由于全球化时代主权形式发展趋向的不确定性,全球治理并不必然选择法治作为其治理模式。但是,法治却是保障全球治理成为“善治”的必要条件。     

中外海争问题中的舆论策略研究

<正>〔主持人语〕自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之后,各沿海国家对沿海海洋国土和权益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近来中国海洋周边情势呈现愈益复杂化的趋势,尤其进入2012年7月以来,中日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端日趋尖锐化,使得两国关系跌入建交40年以来的冰点。国际舆论一直对中国发展海上力量问题紧盯不放,其聚焦点之一就是中国是否利用强大的"蓝水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进行海外扩展,追求霸权。同时,日本也展开了对中国的舆论战,增加驻海外领事馆数量、增发钓鱼岛     

国际海权博弈风起云涌

2010年9月，中日“撞船事件”再次引发钓鱼岛归属争端。紧接着“天安号”、“延坪岛事件”招致美、韩、日冷战后最大规模海上军演。同时间日俄围绕“北方四岛”主权问题口水战骤紧。     

儒家王道理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

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和中国近年来的崛起,为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重要契机和挑战,呼唤新的外交思维和理论以指导中国外交实践,建构更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国一些儒家学者开始诉诸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他们在春秋时期的华夏天下秩序和后来的朝贡体系中找到了启示和答案。他们认为,以国家主权平等为中心的现代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不可修复的缺陷,而儒家王道精神和天下秩序理想昭示了更合理、更正义的国际秩序,所以未来理想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以儒家王道精神为基础的天下秩序。尽管这些儒家学者对现代国际秩序的批评有很多的合理性,他们所提出的天下主义秩序充满洞见,但是有关重建儒家天下秩序的主张是很值得商榷的。其实,儒家天下—朝贡秩序与当今以民族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儒家道义原则以及由此推衍出来的儒家国际正义原则仍然非常有用,可以指导当今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国学者需要认真研究和比较中西方文明,推动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寻找儒家思想与国际伦理原则以及国际法相容的契合点,让儒家思想融入国际主流价值,从而完善现代国际秩序。     

南海争端解决:南海仲裁案的法律解读及政治意义

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端一直悬而未决。寻求最佳的和平解决路径,一向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已有的思路包括外交谈判、共同开发、信任措施建设等。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启动的仲裁程序掀起了国际社会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在南海适用性问题的辩论热潮。南海仲裁案的程序和实体问题、法律内涵、政治意义,后仲裁时代南海问题的发展走向以及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都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通过解读《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内涵及特点,分析南海各争端方对第三方强制解决机制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海洋争端解决方面的国家实践,比较菲律宾和中国对争端解决的政治立场和法律观点,以及中美两国有关南海问题的战略和政策考量,从法律和政治角度评估仲裁案在解决南海争端上的有效性和影响。《公约》的强制解决机制在国际法及争端解决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在南海复杂的政治背景及多层次法律难题交织的困境下,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强制仲裁程序无助于两国争端的解决。反之,仲裁案开启以来的南海形势充满了更多、更严峻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何选择一个既符合南海各争端国利益及法律文化,又能满足各利益攸关方合法关切的争端管理或解决机制,应重新回到各国决策者的优先议程上来。     

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例会达成多项共识

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12月11日在广州举行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合会）第四次例会，双方回顾了ECFA货物及服务贸易早期收获计划执行情况，总结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争端解决、产业合作、海关合作6个小组的工作进展，并就未来工作规划交换意见。     

从“华天龙”号案看王室豁免原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

王室豁免原则是英国普通法中的一个古老原则。香港回归前,英国政府在香港法院享有司法豁免权。"华天龙"号案中,香港法院第一次检视了回归后这一原则在香港特区的适用问题,在判决中裁定中国政府代替了英国政府继续在香港享有司法豁免权。这一判决引发了法律界的激烈争论。从王室豁免在普通法中的历史沿革出发,通过与主权豁免原则的对比,分析王室豁免在香港特区的适用以及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菲律宾领土“条约界限”在中菲南海领土争端上的地位和证明价值

1898-1930年间,美国通过与西班牙签署《巴黎条约》和《华盛顿条约》,与英国签署《美英条约》,明确界定了美治菲律宾的领土界限,我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并不位于其中.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才提出在国际法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所谓依据和证据,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要求并强占部分岛礁,并直到1997年才对黄岩岛提出领土要求.根据国际判例和条约解释的国际法,综观中菲双方主张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三项条约及其所确立的菲律宾领土界限在判定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上不具有直接创设条约权源的作用,但它们在证明美国和菲律宾在1898年及嗣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对黄岩岛和所谓“卡拉延岛群”提出领土要求、未针对我国明确的主权宣示行为提出对抗性主权主张等关键事实上具有重要的证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