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细化和落实公安机关领导干部逐级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的思考

公安机关领导干部逐级负责制存在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要在领导干部逐级负责制中实施责任追究的做法,完善考核机制,全面实行责任倒查机制,强化思想政治工作。     

入世与企业创新

中国入世标志着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将与国际经济体系直接衔接,中国经济体制将同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接轨。中国企业为适应即将变化的环境,迅速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必须进行观念、制度、管理、技术等全方位的创新。     

经济体制变迁中的最高人民法院(1949-1978年)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任务不是进行具体的经济决策 ,而是以不同形式为政治服务。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央各机关关系中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 ,甚至审判与行政权力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从经济变迁来看 ,计划经济体制导致最高人民法院过于集权化 ,进而加强对下级法院的控制 ;而在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中 ,最高人民法院与地方法院的关系需要从集权转向一定程度的分权 ,让各级法院都有一定的公共政策制定权力     

浅析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公安出入境管理的影响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出入境管理带来深刻影响。我们必须树立现代公安出入境管理理念,强化世界眼光理念;学习、掌握和理解非歧视待遇、同一解释等原则制度,清理司法解释;加快政府出入境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培养人才,提高管理人员整体素质。     

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逐级负责制和民警岗位责任制的构想

领导干部逐级负责制和民警岗位责任制,是现代警务机制有序高效运作的重要保障。但是,现行管理机制存在的许多弊端对实行岗位责任制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必须以创新的思路、求实的精神稳步推进岗位责任制的建设。     

物权法定原则起源探究

物权法定原则是近代物权法的原则,只有在近代社会历史情境中,才能寻得物权法定原则存在的意义。物权法定原则也是现代财产法体系的普遍特征,英美法系的法院在对待创设新财产权的态度也是十分谨慎和保守的。物权法定原则存在的正当性根据是复合的构成。法国起源说侧重于物权法定原则所因应的特定政治需要,而德国法起源说则更加重视物债二元财产权体系维持的逻辑上的自洽性。政治需要是我国仍然必须坚持物权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理由。     

台湾少年观护制度性质之辨简

台湾少年法制承袭于大陆法系,经过“以教代刑”、“教刑并重”、“以教代刑”司法理念的转变后,台湾地区建立了保护处分与刑事处分双轨并行、保护处分优先的少年司法处遇模式,而以个别化、社会化理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少年观护制度亦是台湾少年事件法处理中极具特色的非监禁性少年犯处遇方法.然关于少年观护制度性质的确定,却是百家争鸣,无一准确定义.少年观护制度（保护管束）,既是保安处分中保护管束的分支,又是保护处分制度的一大类别,具有超越刑罚、超越保安处分、超越保护处分的性质.     

澳大利亚外警培训的模式及启示

澳大利亚是较早开展国际间警察培训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外警培训的战略规划由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国际合作部制定,是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执法合作计划的组成部分,在帮助国外执法机构打击跨国犯罪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外警培训,加强了澳大利亚联邦警察与国际执法合作伙伴的关系,提高了警察的执法能力。     

职能与角色: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开拓与延伸——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官角色职能在既有的矛盾属性中向内收敛和向下潜深,角色职能的新变化促使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具体内容也往深处延伸,需要从自愿性证明、被害人权益保障和量刑建议优化三个方面着重精细化。据此,应当根据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的下潜趋势,树立"自愿性"认定标准,赋予相关人实际的法律援助权利并搭建监督体系。同时,要重视被害人权利救济与司法效率提升的辩证关系,进行量刑建议的分类精准化,在实践过程中增强检察官自身法律专业能力,科学化、精准化量刑,并在与法官的相互配合中厘清二者关系,最后自觉承担"说明"义务,促进法治国家建设。     

委内瑞拉利益集团与政治变迁

利益集团是政治变迁中重要的政治行为体之一。作为委内瑞拉传统的利益集团,工人联合会与商会联合会的发展在制度的长期作用下形成了独特的路径依赖。特别是自1958年菲霍角体系建立以后,两大利益集团通过咨询委员会与分权公共管理部门的设置充分参与整个决策过程。由于利益集团自身强大的实力以及总统、行政机关、国会等其他行为体的角色设定,利益集团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大利益集团在此过程中与政府、政党、公民社会的紧密联系促进了利益表达机制的高效性。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委内瑞拉经济的衰退,利益集团与政府、政党、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原有的利益表达机制受到破坏。利益表达渠道受阻引起了公民社会的不满与抗议,社会矛盾与政治冲突加剧,进而对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爆发产生重大影响。在全面危机爆发之后,委内瑞拉以菲霍角协议为基础的政治协商体系瓦解,以查韦斯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委内瑞拉政治进程进入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