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正义的实现

社会资本是倍受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与国家已不能也无力承担起正义实现的全部内容,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为正义实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丰富的社会资本能使公民自觉并自愿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促进社会调剂,以实现社会经济平等;提高公民道德自律,确保公民自由的实现;并使社会拥有大量社会信任与自组织网络,增强社会合作,实现社会正义。     

陕西高新技术产业人力资本问题探讨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高新技术人才的使用在知识经济时代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人力资本的管理理念是这一变革的核心,人力资本的定价和计量方法则至为关键。陕西发展和建设关中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带,首先要分析区域的人力资本现状,进而应用人力资本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建立适合陕西高新技术产业实际情况的人力资本评价和激励机制。     

合法性的意义、内涵及提高

合法性增强了民众服从权力的道德基础,带来了秩序、效率和稳定性的好处。合法性意味着:权力应符合确立的规则;已经确立的规则能被共同信仰证明是正当的;民众中的大多数成员对具体的权力关系明确表示同意。政府应有合法性意识,不断地通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     

司法权异化解读

司法权具有多义性,但主要指审判权即裁判权,异化是哲学上的概念,司法权的异化是对其本质与价值的背离,司法权异化后具体显现为攻击性、混沌性、非终结性、非及时性,从而异化为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恶法。我们必须对司法权的异化进行矫正,寻找规制司法权异化的“阿基米德基点”,恢复其应有的正义品格,创造一个良好的司法权运作范式。     

论人民警察工作权

人民警察工作权 ,是公民从事警察职业所享有的获得报酬以及得到相应的工作保障的权利 ,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目前对此尚未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天天有牺牲 ,时时在流血的这一职业特点 ,使得加强人民警察工作权的保障有着紧迫的必要性。人民警察工作权有 :获得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抚恤优待权、特殊保险权、培训权、申诉控告权、执法特别保护权、职业安定权。人民警察权力和工作权有根本的区别 ,但是二者不是矛盾的 ,在一定意义上人民警察工作权服务人民警察权力 ,保护人民警察工作权是人民警察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的基础和保障     

论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最低限额制度

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法当中重要的制度之一,公司资本无论对公司自身或他人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公司立法对公司资本均规定了最低限额。但公司资本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必须对公司资本作出最低限额之规定。该规定无论对公司的经营还是对债权人保护,并无太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公司法》应当取消这一限定。     

首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理论述评

首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整体防控的战略部署,四张网络的立体架构,防范控制的精确指导,专业力量的精确打击,队伍建设的全面推进.首都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理论的科学价值在于:它建立了一套特定的概念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判断,解答了新时期社会治安工作面临的系列难题.该理论对治安情况复杂地区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分析及政策含义

资本市场是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托,其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能够弥补财政货币政策的不足,有效地促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应该把资本市场纳入宏观调控的视野,并适时启动资本市场的宏观调控功能。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Co-creation of Linking Social Capital in ‘Municipality 3.0’

There is great interest in co-creation of welfare production between municipalities and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Using linking social capital as a theoretical point of departure and examining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in Norway, I critically assess the concepts of co-creation and ‘Municipality 3.0’. It is suggested that even in countries with high trust in the authorities, building linking social capital in the shape of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is a complex process fraught with potential barriers related to trust, network building, municipal resources, and statutory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while outcomes are promising, they are far from cert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