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预防和控制职务性违法违纪的制度建设

职务性违法违纪是腐败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制度缺陷导致的权力失控是职务性违法违纪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预防和控制职务性违法违纪的制度建设必须具备严密性、制衡性和注重人性。     

民国时期的“人身保护法”

民国时期 ,中国模仿英美人身保护令制度 ,先后制定了《保护状条例》和《提审法》。它们的产生 ,从观念意识到立法技术都为中国的人身自由及其保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由于政治环境不允许 ,更由于缺乏相应的法文化土壤 ,这两个法并没有产生实际效用 ,中国也没有因此形成英美那样的制度。而其中深藏的问题 ,仍是当今中国人所应该思考和解决的。     

船东可反驳的推定责任：《鹿特丹规则》承运人识别推定制度之考察——兼论中国海商法承运人识别制度的发展

联合国最新海运公约《鹿特丹规则》提出开创性设计,规定若无法识别承运人,则推定注册船东为承运人。直接推定船东为承运人有其合理性与历史传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将承运人无法识别时的责任转嫁于托运人的立法思路。观诸航运大国之海商法,或由于承认光船租船条款的效力,或由于承认多个承运人的存在,亦出现了向船东转嫁责任的方法和船东承担连带责任的发展趋势。在中国现行要件主义的承运人识别处理方式下,公约的思路可以为处理具体案件中承运人识别问题提供有借鉴意义的参考。     

中国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制定

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趋同的根本原因是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布局不是建立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上,而是基于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价值目标和地方利益。区域产业结构的同化,一方面使得各区域产业缺乏规模效益,加剧市场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又使得本已匮乏的资源进一步恶化,激化了人与资源的矛盾,阻碍了我国经济进一步协调发展。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产业调控与协调发展的政策,旨在扭转失衡的区域产业结构,但效果并不明显。本文分析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深层次原因,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制定一系列调控区域产业结构的政策,更应适时地使一部分成熟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并在对我国区域产业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就制定《区域产业结构调控法》的重要性、调整对象、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提出了看法。     

《东京规则》之下我国未成年服刑人员之权利保障

未成年服刑人员是服刑人员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属于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基于＂国家之父＂的理念以及＂儿童观＂的转变,对于未成年服刑人员,必须建立不同于一般服刑人员的特别权利体系。《东京规则》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但现实的因素也是我们在建立未成年服刑人员权利保障体系时必须认真思考的因素。     

英国供述排除规则对我国防范冤假错案之借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英国的数起冤假错案促使立法机关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确立供述排除规则。英国的供述排除规则采取了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法律上的规定加之法院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判例，形成了一套既具有原则性同时又颇具灵活性的证据规则体系，既有效保障了刑事被告人的正当权利，又充分尊重了法官在供述排除与采纳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供述排除范围等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英国的供述排除规则为我国相关问题的解决和完善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思路，对于我国防范冤假错案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浅析刑事辨认中的问题与对策

刑事辨认是侦查实践中经常使用的一种侦查行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明确赋予辨认笔录以法定证据地位,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却没有规定辨认制度,现有的相关规定简陋粗疏,无法对侦查实践进行指导与约束。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辨认亦存在着侦查人员操作混乱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完善辨认制度的程序规则和排除侦查人员非法获取的辨认结论两个方面着手。     

被害人辨认错误及其防范

被害人辨认错误是导致刑事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被害人“身临其境”和“身受其害”的当事人身份，决定了被害人体验案件事实和辨认犯罪嫌疑人存在局限性，容易出现某些“诚实”的错误。分析被害人辨认错误的成因，进一步完善辨认规则，健全辨认程序，有助于提高被害人辨认的准确性和可信性，防范错误辨认，保护被害人权利。     

基于经验法则的法律论证

我国法官的裁判文书说理欲实现规范化,必须重视法律论证,为每个主张与判断提供充分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表明经验法则是法官进行法律论证的重要理由。经验法则作为一种实践描述能够推动法律论证填补规范缝隙。在事实认定的论证环节,经验法则既是证明规则与证据规则的形成背景,更是事实推定的直接依据。只有妥善把握经验法则的盖然性,才能规避逆谬误与后见偏差等认知陷阱,合理借助经验法则论证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在法律适用的论证环节,经验法则是类比过程中相似点与规范效果之间相关性的判断依据。法官可以借助经验法则论证立法理由与事物本质,进而根据法律目的判断相似点的相关性。基于经验法则的法律论证既能回应当下释法说理的需求,也是法律论证理论扎根中国司法土壤的尝试。     

论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

约定受贿在我国刑法中并无规定,不是一种单独的受贿类型。理论和实务界对约定受贿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属于受贿罪的哪种犯罪形态,分歧颇多。通过对中外受贿犯罪的立法比较,以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的解释论为立场,"约定"应当被认为是"收受"的"着手",约定受贿是受贿罪的未遂形态。从体系解释和量刑纠偏的角度出发,约定受贿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达成合意既遂说""代为保管既遂说""将来交付既遂说"等观点并不具备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