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行政控权

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形成权力腐败;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是人治的典型体现,与法治水火不容。为了使行政执法依法进行,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尽量少受侵害,行政控权势在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控权是行政法实施的基础。     

仔猪睾丸组织体外培养方法的建立

以30日龄仔猪睾丸组织块为培养对象,应用飞利普TECNAI10电子显微镜对培养前后的生精细胞类别进行了观察,对培养后的组织块进行生精细胞分化程度鉴定,建立了仔猪睾丸组织生精细胞爬片体外培养模型。培养前后电镜观察及HE染色结果显示,培养前细胞种类主要有2种:支持细胞和精原细胞,有少数几个初级精母细胞;培养第20 d的睾丸组织块HE染色观察到3个精子细胞,电镜观察到2个精子细胞。证实,在没有添加睾酮的情况下,此培养体系能够提供睾丸组织块生精细胞分化所需要的条件,使非精子细胞类生精细胞减数分裂为精子细胞。     

从霸权经济到国际经济机制——全球化背景下超国家干预经济模式的理性选择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面临超国家干预经济的客观现实。超国家干预经济有霸权干预经济和国际经济机制干预两种模式。前者是传统的超国家干预模式,曾经促进过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存在诸多弊端,如今已不符合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抛弃;后者作为新的超国家干预经济手段,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已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和接纳,理应作为未来超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但国际经济机制干预模式仍存在诸多缺陷,应当完善其多元化设计,并推进其实现从自由化到社会化的转型,最终建立和谐世界经济环境。     

学术自由:侵权与救济

学术自由侵权与其他侵权行为具有共性,但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行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后果不是认定学术自由侵权的必备要素。从学术自由权成立的正当性出发,有三类限制或禁止学术自由的行为是应予允许的。在现代社会中,按照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的广泛程度和实际效果,最重要的学术自由权救济机制包括宪法救济、一般诉讼救济以及通过结社进行的自力救济。     

农村实用人才教育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农村实用人才的教育培训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吉林省农村实用人才教育培训现状的分析,找出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基于人才工作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执政理念和执政哲学的根本性转变。人才工作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笔者试从人才工作这个视角来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     

技术傻化的社会学阐述

傻化是操作技术的简易化，是用少的或浅显的知识去使用产品。“界面”(操作技术)是可以相对独立于“系统”(运行技术)的。技术傻化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原因是：(1)现代社会的知识成指数函数增长，科技产品极大丰富；(2)专业化分工日益加深，制作(生产)日益与使用(消费)相分离；(3)开发商为实现其产品大众化目标，不断使其产品的操作简易化。技术傻化在发展中国家中有其重要功能。它有助于高新技术的推广普及，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助于消除现代社会中的“数字鸿沟”这一新型不平等形式；有助于丰富普通人的生活。     

论党的十六大的伟大意义

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具有多重意义 :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Beyond 'Do No Harm': The Challenge of Constructing Ethical Relationships in Refugee Research

This paper highlights some of the central ethical challengesinvolved in undertak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with refugeesin conflict and crisis situations. It focuses on two main setsof challenges: first, the difficulties of constructing an ethicalconsent process and obtaining genuinely informed consent; andsecond, taking fully into account and responding to refugeeparticipants' capacities for autonomy. The authors also discussthe challenges involved in applying the central normative principlesgoverning ethics review processes—the principles of beneficence,integrity, respect for persons, autonomy and justice—tothe context of refugee research. It is argued that researchersshould seek ways to move beyond harm minimization as a standardfor ethical research and recognize an obligation to design andconduct research projects that aim to bring about reciprocalbenefits for refugee participants and/or communities. Some ofthe methodological issues raised by this analysis are discussedin the concl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