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御执政风险——以“共建共享”为核心保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逐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更加成熟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的新里程碑。＂共建共享＂思想顺应了新时代执政规律的需要,顺应了新时期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海上保险中被保险人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所负之义务

通过对被保险人对于代位求偿权所负义务性质的剖析,明确了被保险人仅负有不得损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消极义务。结合英美法的相关制度和判例并联系中国海上保险的司法实践,进一步阐述了被保险人所负义务的内涵。最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53条进行检讨,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53条的修改建议。     

郑洪年与国立暨南大学的党化教育(1927—1934)

党化教育是国民党掌权后在思想领域实行一党专制的重要手段,尤以民国国立大学内的党化教育最为典型。本文着重以民国华侨教育家郑洪年任校长期间的国立暨南大学为考察点,探讨国民党在国立大学实施党化教育的主旨、具体措施及其影响,以加深对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认识。     

论刑事发回重审制度——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八十三条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二审中的发回重审仅仅提到了一点，即限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的次数。这种蜻蜓点水式的修改依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存在着理解上的歧义。对比草案前后关于发回重审的不同规定，并结合草案和现行刑诉法中发回重审的规定。分析发回重审存在的矛盾，最后借刑诉法修改之际提出了关于二审中发回重审的修改意见。     

丝绸之路与老挝

本文主要介绍经老挝境内的古代丝绸之路通道以及作为内陆国家,老挝将如何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发挥作用和实现共赢。     

论公共安全管理专业服务社会能力的提升简

专业建设是高等学校各项建设的核心,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加强公共安全管理专业建设,提升服务社会能力是国家“十二五”规划“关于加强公共安全体系”的需求,也是专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公共安全管理专业应通过推进“校、局、企”对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实践教学改革,提升教师实践教学水平,推进评价模式改革等手段,提升服务社会能力.     

检察环节证据合法性审查实证研究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义务,并对检察环节开展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具体程序和相应职责予以了明确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侦查活动的密闭性、审查模式的单一性、立法的不完善以及在审查过程中自由裁量缺乏必要的规制等问题制约了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实效。为此,有必要从审查程序、配套制度以及认证规则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法律选择中的替代条款——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

替代条款要求在案件与一国有更密切联系时,排除冲突规则对案件的适用,发挥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矫正功能。替代条款是法律选择的灵活性超越确定性的明证,是＂方法＂对＂规则＂的融合和革新,是英美法的自由裁量主义和大陆法的严格规则主义的较量。替代条款的盛行同样诠释了法的正义价值和安全价值之间博弈发展的古老命题,彰显了法律现实主义在冲突法领域的一度勃兴和鼎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合同领域没有采用我国已有立法和各国立法中的替代条款,实为一大憾事。     

东游运动与潘佩珠日本认识的转变

《潘佩珠自判》呈现出了东游运动前后潘佩珠对日认识的变化。赴日前,潘佩珠认为日本是同文同种的新兴强国,期望日本军事援助越南。东游运动失败后,潘佩珠认为日本背弃了黄种人和亚洲,是个重强权、轻道义的国家。他对日本国民素质则始终赞赏,以之为越南人的学习对象。     

苏维埃制度崩溃原因的初步分析

苏联解体的轻率和突然令人震惊,但官方的苏联历史是神化的.并非国有制过度这种所谓的恶疾导致了苏维埃体制的崩溃.苏联经济落后及其被军备竞赛所耗尽只是意识形态的神话.石油价格波动同样未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相当长时期内的危机,不是从苏联延续下来,而是在拆解苏联时形成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有意识地否定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基础.厘清苏联解体的原因,需要我们应打破教条和陈词滥调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的藩篱.应区分苏维埃构想和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苏维埃制度.苏维埃构想并没有消灭自己,也没有退化或自我毁灭,而只是在成长中出现了疾病,其一系列制度无法适应苏联社会和苏联人发展的新形势.苏联体系的主要特点,或者说斯大林主义,是在 1905-1917年革命、内战、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经济政策、30 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卫国战争期间形成的.当时的环境导致苏共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选择的范围很小,只能基于现实的威胁、资源潜力和历史上造就的具有惯性的文化环境.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领导层未能妥善解决摆脱"斯大林主义",摆脱动员发展状态这样的复杂问题,进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并由于冷战而深化其严重性.苏联既是被冷战的对手所扼杀,更死于自己的双手.苏联合法性的危机酝酿了 30年才成熟.苏维埃制度早期的合法性源自对群众对社会苦难的记忆.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至 20世纪 60-70年代,苏联社会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但城市化给对苏维埃的不满制造了客观的前提条件.一种隐性的危险日益增大,即以前的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基础迅速急剧地衰弱乃至消失.苏联短期内有两代感觉自己毫无生活保障的年轻人被改革、公开性、集会以及文化多元论弄得神魂颠倒.精英阶层的反苏部分的行动利用了这种世界观危机并使之加剧.而新一代领导人既无法迅速揭示也无法预防社会上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无法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成熟的问题.党的高层与苏联社会现实的脱离令人震惊,他们自以为掌控着国内进程,但实际上底层的干部掌握着形势.这使得戈尔巴乔夫日益激进的改革导致雪崩式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的解体是文明和世界观危机的结果.其实质在于,苏联社会与国家没能胜任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更新社会制度合法性手段的任务;无法保障文化历史类型嬗变的延续性,这种递嬗发生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并和整个社会走出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动员型发展状态的危机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