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经济是虚拟经济吗？——物质文化视野下的电子商务

中国电商经济的发展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围绕它的质疑和批评也不少。制造业的支持者认为它是生产泡沫的“虚拟经济”，指责它冲击了自身行业所代表的“实体经济”。既有的学术研究也将互联网和线下的物质世界对立，预设互联网是非物质的存在。文章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角度提出电商经济对信息技术装备、个体经营和生活设施、商业配套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产业基础条件的依赖揭示了它的物质属性，解构了电商经济作为非物质虚拟经济形式的迷思。与此同时，作为物的电子商务也在和人的互动中生产着新的文化形态。它塑造从业人员某些特殊的日常生活实践，这些实践在电商卖家和其他人群的利用之下变成了富有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的文化元素。把握这一物与人的互动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电子商务嵌入人们日常生活进行意义生产的方式。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性对现存性的超越

马克思从现实性的视角批判了以往旧哲学,并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他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建立起自己的新世界观。在马克思眼中,现实与现存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范畴概念。在他那里,现存意味着是一种当下的存在状态,而现实性则意味着一种处于变动中的、革命性的状态。在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后,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消灭了现存状态的现实运动。他的现实性视角同样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虚拟财产的属性和法律规制

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可以纳入民法学上的物权范畴，对虚拟财产可以通过我国的民法、刑法以及制定专门的网络游戏基本法予以保护。     

再谈身体哲学的“身体”——对唐涛先生“回应”的答复

任何试图用某种超越传统的方式,来创造所谓新的哲学思想的做法,如果背离了客观现实,只能是一种奇思玄想,或者是一种谬误。现实生活中的人,只能是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体,身体的解放与精神的解放也只能在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中体现出来。脱离肉体的精神是唯灵主义,而脱离了精神的肉体却无异于行尸走肉。     

三大经济失衡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美国经济的三大失衡指物品市场的供求失衡、货币市场的供求失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失衡。这三大失衡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物品市场的供求失衡加大了供给与现期有效需求之间的矛盾；货币市场的供求失衡影响到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失衡影响到整个经济稳定的基础。     

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本土构建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定位存在一定偏差，这一判断在实证与比较法的分析进路中可以得到确证。由于当下中国刑事诉讼既有传统因素，又受到现实情况、国际因素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它的现实模型具有多样性、变动性与矛盾性特点，但在整体上是过渡式、转型式的，同时也是一种国家本位主义的诉讼形态。未来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要考虑实际存在的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遵循本土主义、现实主义、演进与建构主义、创造主义等原则，力争形成一种“本土主义的现代型”刑事诉讼模式。     

现代网络技术背景下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网络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已成为全球的科技支点和经济支点,同时也对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关注互联网的发展、关注虚拟能力团体、关注信息的非对称性分布和网络辅导员队伍建设等,将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马克思时间观视域下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探析

马克思的时间观对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具有永恒价值。在新时代,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重要契机。马克思的时间观在为新时代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物化劳动时间影响了对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认知,自由时间的异化扭曲了对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认真,虚拟时间弱化了对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认同。因此,在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应把握时间的属人本质,强化美好生活的人格世界;突显时间的价值特性,规范美好生活的应然世界;转化时间的现实意义,打开美好生活的本然世界。     

构建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规则体系

依据价值取向的不同,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规则可以分为实体真实型和程序正当型两类。以此为理论框架分析现有的相关证据规则,我们发现存在一些缺陷。基于此,本文提出建立我国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规则体系的构想。     

Fifteen minutes of glory: A Burkean analysis of press coverage of Oliver north's testimony

Public esteem for Lt. Col. Oliver North prior to his testimony before the Iran‐contra Committee was low. As he testified, his popularity and support soared, and then tailed off after he left the witness stand. This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se dramatic shifts in audience response to the drama of Oliver North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evocation of different audience valu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his testimony by press coverage of his story which placed differential emphasis on the elements of Kenneth Burke's dramatistical pentad. The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print and electronic media to these audience effects are assessed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Implications for political processes in general in our media society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