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上的人格保护及其现代传承——以“侵辱之诉”为研究中心

人格保护的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上的"侵辱之诉",通过裁判官法的构建,"侵辱之诉"在构成要件、罚金确定及诉讼程序等方面有其鲜明特点。罗马法通过"侵辱之诉"与"阿奎流斯法之诉"的二元结构,形成区分"人格利益侵害"与"财产损害"的二元框架,以突出"人格保护"独立于"财产保护"的价值及其伦理特质。近代以降,"损害"的内涵从财产损失扩展到人格利益侵害,以财产损害赔偿规则为基础建立了大一统的侵权责任,使得"侵辱之诉"逐渐消亡。当代各国人格保护的发展出现了回归罗马法传统的趋势,强调构建一个独立于财产保护的人格权保护体系。"侵辱之诉"的诸多特征,如公法私法并行交叉的保护模式、罚金的惩戒性质、以是否违反善良风俗为评判标准的司法取向、类型化与一般性条款相结合的兜底保护等,对我国人格权立法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与传承意义。     

以霍菲尔德的权利构成理论分析公共服务请求权的构成

公共服务请求权的权利体系是公共服务立法的基础。目前，建设服务性政府已经达成共识，但相关公共服务请求权的范围和性质研究还没有得到满意的效果。文章试着在分析法学的层面上，以霍菲尔德的权利构成理论为框架，对公共服务请求权的逻辑构造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展开分析。     

关于人格权立法的思考

人格权并不是天赋的自然权利,而是依法获得的法定权利;既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也是民法规定的私权利。人格权不是对人格的权利,只有与他人发生关系才存在。人格权是支配权,是积极的权利,仅从消极的保护角度规定是不够的。人格权为私权利类型中的一种,理应与他类型权利受到同等对待。人格权的范围和发展决定了仅在民法总则中简单规定是不够的,而应在分则中详细规定。人格权应规定于人身权法,即规定人格权的法律应称为人身权法,而不称为人格权法。制定人身权法既与我国的立法传统相符,也适应人身权制度的发展趋势。     

论非法解雇期间劳动者的报酬请求权

当劳动者对于用人单位解雇的合法性产生争议提起诉讼,法院认定解雇为非法时,解雇行为无效,劳动关系应继续维持。此时,被解雇日至复职日这段期间的报酬应如何计算及处理,是诉讼实务上重要争议点。我国劳动立法虽肯定劳动者于非法解雇期间的报酬请求权,但对补发工资的构成、解雇异议期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等相关问题,或未予解答或规定尚有缺陷。应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务的经验,为遭非法解雇的劳动者的报酬请求权提供合理的救济途径。     

浅论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编

人格权在我国未来民法典制定中独立成编是理想与现实权衡中所作的较佳选择,它将表明中国民法典在新世纪树立的是何种形象。人格权独立必然揭示整个民法的重心以由"财产"向"人身"发生转移,使得"财产和人身并重"。这不仅实践了人格平等的内涵,同时促进了民法的全面平等体现了人文关怀理念在民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试从人格权的立法体系,独立请求权制度及人格权商品化之保护三个方面对未来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编初探。     

一项新的宪法上基本权利——人格权

关于人格权权利属性的争论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界成为重要的议题。①问题的焦点在于,人格权究竟是宪法上基本权利(宪法权利),还是私法上民事权利(私法权利)?就目前研究现状观之,学术界的研究多依赖于历史解释,致力于从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来证明究竟其为基本权利抑或民事权利。此种正本清源的历史梳理虽然必不可少,但如果缺乏对现行法上该项权利实际运作的研究,则很难一窥堂奥。究其缘由在     

隐私权:历史进路与现实挑战

隐私权的观念发源于美国,并很快影响了大陆法系国家。在美国,隐私权曾遭遇言论自由的阻碍,后来以个人信息隐私为主要法益。而在德国,民法隐私权的发展以宪法隐私权的出现为主要推力。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隐私权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不足,为应对网络时代隐私权受到的冲击,我国还须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     

对"性骚扰"的法律思考

"性骚扰"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性骚扰行为是违背他人意愿,对他人人格的严重侵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本文主要从侵权和民事责任角度对性骚扰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初探.     

从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看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协调

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并非毫不相干的两种权利,对二者关系认识不清会导致将二者混淆的可能性。由于人格权产生所具有的特殊性较为集中的体现了宪法与民法的交叉,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得以成为观察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关系的绝佳切入点。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研究

频发的交通事故使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成为必要。为进一步保障受害人的正当权益,我国应该对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进行修改,改善目前对此项制度立法混乱的局面,明确强制保险的责任范围和责任限额,并肯定受害者在事故发生后的保险金直接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