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正”局长陷进桃色陷阱

5月25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四川省教育厅计划基建财务处原处长李万银受贿一案。公诉机关指控，从1999年至2004年1月间，被告人李万银利用担任省教育厅计划基建财务处处长的便利，通过为一些单位和学校解决资金、为一些个体工商户和施工单位承揽工程等方式，先后数次索要或收受22个单位及个人各种贿赂，共计人民币946950元、     

论法院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审查

行政机关和法院二者是行使一定权力的国家机关,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而行政行为一旦引发争议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其要接受司法审查,这时就有一个问题,法院应如何对待行政机关对有关事实问题的判断和认定。     

一个简单的错误——关于事实婚姻的刑法意义新论

在民事法律语境中,事实婚姻是一种非法同居关系,但在刑事法律语境中,事实婚姻的婚姻效力却被目前的刑法解释学所确认。关于事实婚姻问题,刑法解释学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刑法规定的重婚行为,其最典型特征是两个有效的法律婚姻之重合,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的重合,因不侵犯一夫一妻制度中的婚姻登记制度而不应该构成重婚罪,所以,即使在刑法解释学中,事实婚姻也同样不应具有婚姻效力。     

建立民事公诉制度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与民事公诉制度的提出在任何社会中,公共利益都是社会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利益基础,同时也是社会保持稳定、有序、和谐的必备要素。因此,通过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各种方式强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始终是国家和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也是判定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国家对社会公共利益负有维护和保障的职责;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国家和政府保障公共利益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但是,由于公共利益自身产权属性的模糊性,个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复杂性等因素,公共利益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脆…     

刑讯逼供的证明机制

对刑讯逼供存在与否的证明属于程序性事项的证明,其证明同时涉及一般的证明标准和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明机制问题。刑讯逼供的事实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对这种事实的证明在实践中很难完成,因此应当明确:刑事实体法追诉中的刑讯逼供证明的证明责任由新的公诉机关承担,证明标准也应于普通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同时,法官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质疑袁红冰的《质疑不可质疑者》

质疑“以事实为根据”的若干论说本身就经不起质疑。案件事实是一个没有被界定清楚的模糊概念,它不仅指客观事实,也可指确证事实和法律事实。客观事实在诉讼中不可把握,但导源于它的确证事实和法律事实具有可操作性。“以事实为根据”是支持法治的原则,我们应当在分析的基础上坚持它。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尽管被害人也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但法律赋予被害人的权利并不完整.并且从我们司法实践的操作来看,被害人在整个案件的审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往往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这致使被害人经常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其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本文将从我国刑事法律体制中被害人的地位和现状谈起,并对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上诉权及被害人刑事法律援助等方面制度的构建进行了思考,建议在我国尝试强化被害人陈述对案件的影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完善被害人刑事法律援助.     

“沈从文体”走红

熟悉沈从文的人大概都喜欢他的这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很多人借用这句话来向心爱的人表白。然而,这句充满感情的话,最近被网友集体模仿,掀起了一股新的"沈从文体"潮。"我跑过许多次的步,忍过许多顿的饭,办过许多张的健身卡,却只得到过一个最残酷的事实:     

价值的歧义与判断的迷失——对我国司法判断模式之反思

"价值"一词的诸多歧义及人们对它的误读导致司法判断模式上的迷失以及该领域内"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其在刑事法学领域亦有突出表现。这带来的诸如将规范判断误认为价值判断、将价值判断引入事实判断中等谬误对当下中国法治造成深远的负面示范效应。必须在司法判断领域将此种泛化的价值主义模式驱除出去。     

浅谈构建我国附带上诉制度的具体设想

附带上诉制度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几经变革日臻成熟。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台湾、澳门地区民事诉讼均有附带上诉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对附带上诉制度规定不一,但基本原则相同。各国依据本国国情,制定符合自身的附带民事制度。近些年,二审法院案件数量有增无减,人民群众对诉权的要求有更进一步的提高。附带上诉制度本身就是诉权处分的延伸。附带上诉让处于弱势的一方有防御的盾牌。作者撰写此文之目的,就是认为附带上诉制度对缓解现阶段案件压力重,信访、上访等社会矛盾。构建我国的附带上诉制度,从制度上解决群众困难,也是和谐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