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冲击

环境刑法的创设起步于本世纪70年代,至今世界各国的环境刑法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且各具特色。我国环境刑法的制定相对较晚,截止刑法典修订以前,并元实质意义上的环境刑法编纂。对环境犯罪行为主要依赖单行刑法和环境行政法中的附属刑事条款追究刑事责任,而且呈零散支离状态。修订后的刑法典架构了环境刑法的雏形,将14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植入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些作为环境刑事制裁集中表现形式的刑罚内容不仅圃于传统刑法理念的僵化模式,而且是单行刑法和附属刑事条款规定的汇总,缺乏一种突破性的理念追求,传统思维定式的固有缺陷没有得到订正。在刑法中中加大对环境犯罪的刑罚比重和惩治力度是现代社会演进的必然需求,也是保护人类环境必然产物。而环境犯罪,尤其是污染环境的犯罪较传统犯罪类型大相径庭,因此,环境刑法研究的视点带给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思辩方式,正是这种理性思辩使传统刑法理论受到多方位的冲击。 本文就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污染环境犯罪的立法缺陷以及环境刑法的保护客体三个方面析解环境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冲击,这些命题的未来定位与走势关乎环境刑法发展的价值取向,以及传统刑法理论的拓展与鼎新。     

论单位犯罪的辨护权

现行刑法在立法上确实了单位与自然人同为我国刑事法律主体的二元机制。但基于传统刑事理论对单位犯罪的否定，导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单位犯罪辩护权规定的相应阙如。程序立法的失缺，必阻碍实体法的实施。鉴于此，本文对单位犯罪辩护权理论作了些尝试性探讨，并对单位犯罪辩护权的保障提出了建言。     

论盗窃罪中“多次盗窃”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罪状描述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也引起了理论和实务界的激烈争论,经历两年多的时间仍未能形成统一之见解,尤其在司法实践领域亟待有权威性的解读以明确如何正确适用修改后的盗窃罪。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但其内容却实难谓周详,如何把握法条中的"多次盗窃"对指导办案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法中“利用职务之便”的类型探讨

一、利用劳务之便与利用公务之便 从语言学上讲,职务是指工作所担任的事情或职位所规定应该担任的工作,而工作又包括体力、脑力等活动,因此,无论是公务还是劳务都属于职务范畴。换言之,职务在内容上包括公务与劳务,因而,利用职务之便在构成内容上就包括利用劳务之便与利用公务之便。公务是公共事务,具有管理性特征,劳     

略论新刑法中的轻刑化问题

笔者在分析轻刑化与刑法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关系的基础上 ,结合新刑法总则、分则的具体修改 ,对新刑法重刑化看法提出质疑 ,并大胆提出了新刑法存在轻刑化倾向的观点     

关于完善我国破产犯罪立法的思考

破产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世界上其它一些国家及我国港台地区，惩治破产犯罪已是通例，在其刑法或破产法都规定了较为完善的破产犯罪制度。我国现行刑法对破产犯罪尚缺乏系统、严密的规定，这给制止和预防破产犯罪造成了不利，本文就我国破产犯罪的立法完善进行了探讨。     

制售假药行为的《刑法》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

《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假药罪(以下简称制售假药罪)做了修改,其立法模式由原来的具体危险犯变为抽象危险犯,入罪门槛儿由此降低,这符合民生社会对药品安全的现实诉求。司法实践中,生产、销售假药罪常与其他罪名发生竞合适用的情形,其中,生产、销售假药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体现为一种法条竞合关系,而生产、销售假药罪与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应按想象竞合犯来处理。此外,该罪修改后的罚金刑适用仍然存在问题。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运用及修改建议

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个重要刑法理论——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是指刑法应对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而实施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关于醉酒的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并不严谨,因而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中引入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并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例的基础上加以完善。     

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冲突论

从刑法基础理论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保护与被保护,刑法是部门法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刑事立法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衔接、竞合、交叉,从刑法适用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混同适用、责任认定不清。从立法内容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合理衔接类型、内容一致类型和内容交叉竞合类型,在法律适用上,《刑法》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处罚法》的适用空间,加剧了两者的紧张关系。理性地解决冲突的路径在于以司法解释为先导,以法律解释为补充,在追求司法效率的同时,假以时日,推进立法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