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矫正在刑罚中的运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实施社区矫正,但对社区矫正如何执行并未做具体规定。针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着重从社区矫正立法、执法理念及适用范围等方面,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     

美国青少年犯刑罚替代措施

美国少年司法系统已经建立100多年了,旨在将青少年犯从惩罚性的刑事司法系统中分流出来,对青少年犯实施个体化的改造措施.各州实行的刑罚替代措施并不一样,但是都包含有恢复性司法指导思想,坚持教育、保护、改造的理念,在帮助青少年犯重新步入社会和降低再犯、累犯比例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相似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刑法中拟制的对象——以刑法第267条第2款和第269条为例

在刑法理论、司法解释及司法判决中,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是否拟制抢劫的主体,存在极大的分歧。从拟制对象的角度出发,其分歧可类型化为构成要件拟制说、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和区分说。构成要件拟制说主张拟制的对象是构成要件,符合现代法治国的要求,即相同的法律效果是构成要件等同评价的逻辑结果;法律效果拟制(准用)说把法律效果视为拟制的对象,将拟制规定错误地理解为准用规定;区分说对拟制对象的态度莫衷一是。事实上,拟制对象的实质是立法者通过对构成要件的拟制,将形式上不同的构成要件在规范上等同评价,赋予相同的法律效果。但构成要件的等同评价只解决定罪的问题,量刑时需要回到构成要件等同评价之前的事实部分,在相同情况下,实施拟制规定行为的应当减轻刑罚。     

刑罚正当化语境下的认罪协商

认罪协商制度不仅具有程序法上的效率优势,更是实体法意义上刑罚正当化根据的具体表达和实际应用,认罪协商制度的认罪和量刑建议过程即是刑罚正当化的实现过程.所以要厘清认罪协商的刑罚正当化根据:即侧重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但又兼顾了一般预防和报应的效果实现,并以此为目标进行认罪协商的配套设置.而我国未来构建真正有效的认罪协商模式除了需要构建具体协商程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采用规范的方式对实现刑罚目的正当性的认罪协商实体内涵进行具体规范,方能保障认罪协商的实体法功能实现.     

渎职犯罪刑罚设置的多元化研究

近年来,我国渎职犯罪刑罚轻缓化趋势愈演愈烈,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渎职犯罪刑罚的设置有关系。我国渎职犯罪在刑罚设置上存在刑种过于单一、刑格不够灵活、法定刑偏低等问题。我国渎职犯罪的刑罚设置应该遵循同态相应、罪刑均衡和刑罚人道的内在机理,在参考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相关立法例的基础上,进行多元化设置:增加罚金刑、增设资格刑、建构多级刑格、适当提高法定刑。     

社区矫正工作机制的规范与创新

社区矫正是一种适用刑罚的强制性司法活动。在我国,社区矫正从试点到全面试行的实践,初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基础和司法环境。优化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应遵循人道、公平与正义、平等、保障人权等现代刑罚理念,构建多维联动的创新机制,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良性运行。     

非法提供兴奋剂的刑事可罚性分析

兴奋剂和毒品在物理属性和法律性质上都属于不同的两种物质,我国《刑法》在特定章节专门规定了毒品犯罪,而兴奋剂领域的犯罪却存在立法空白,导致在相关行为的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模糊不明.因此,《刑法》必须明确非法提供兴奋剂的犯罪和刑罚,从源头上打击兴奋剂犯罪,生产、销售和组织、引诱、教唆、欺骗、强迫运动员在体育活动中使用兴奋剂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结合国外兴奋剂犯罪的相关立法,根据我国《刑法》的现有罪名和《反兴奋剂条例》的规定,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主体的范围以及刑罚的设置进行立法探索.     

刑法主观主义理论地位之重新审视

作为刑法史上的两大主流理论体系,刑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论争已久,但在新时代的背下,随着刑法研究方法、研究理念的转换,两种理论体系逐渐相互吸纳与融合,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受客观主义思想影响甚重,忽略了对主观主义理论的研究,存在不合理之处。随着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发展,比较其他各国刑法理论的发展动向,应当重新审视主观主义的理论地位。     

立法与司法的互敬:对刑法酌定量刑情节的双重规范

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翔实地反映出一定阶段人们对立法成果的实践情况。刑事诉讼中审判方式变革的直接产物就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当下量刑规范化的提倡,推进了量刑程序的改革。量刑情节作为萦绕量刑始终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不容小觑。从20世纪90年代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到如今的量刑规范化的提倡,都是一种司法实践对立法规定的回应,立法及时又将产生良性的互动。这种互敬的对话模式是立法层面的反思,更是司法角度的自省。针对目前集中反映在立法与司法中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问题,在有限思索的方寸间试以论述。     

后现代视野下现代刑罚措施的反思与建构

现代刑事惩罚措施出现了高度统一化趋势,即以监禁时间的长短作为罪行惩罚的主要手段。从后现代主义解构视角看,这种趋势是现代理论指导下的必然结果:是形而上逻辑方法在法学中运用的结果;是实效性驱使下的必然结果;是权力、知识和法律一体化模式的必然结果。只有建构与刑事惩罚目的相适应的惩罚理念,建构与罪行相对应的惩罚手段,建构与引起罪行原因相联系的刑事惩罚措施,建构动态的惩罚机制,才能够有效避免和解决这种统一化趋势带来的种种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