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实施《国防改革五年计划》

2004年11月，韩国防部公布了《国防改革五年计划》，改革将涉及“国防制度、战力结构、精神教育”三大领域，通过调整领率机关编制，建立高效合理的国防事务运作机制；将国防部逐步改为由文职担纲的政府职能部门；组建新型作战部队，构建具有信息战能力的技术集约型兵力结构：改革预备役和国防动员体制，增强后备役力量的作战实力；强化官兵精神教育；构建有效的反腐机制。     

司法权的性质与司法改革战略

司法权是法治社会里最重要的权力,它是法律的生命之所系,是权力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也是权利的最后屏障。长期以来,我们对司法权的“刀把子”定位是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产物。在法治社会,司法权是宪法性的权力,是中立的权力,是社会的权力。我们应当在这一社会主义的司法观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我们的司法改革,以建立符合法治的司法制度。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司法权对商事仲裁的干预及其限度

商事仲裁的自治性和其价值功能决定了国家司法权力干预的必要性和限度.国家司法权力的干预因仲裁自身的缺陷和司法权对秩序和公正的价值确立而获得正当性.司法权对仲裁的干预存在着三个阶段、二个层面和三项内容的维度.     

中国公司法：一次适应市场经济运行需要的全面修改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公司法，这是2005年最为引人瞩目的立法成果。原公司法制定于1993年，其制定与实施，为构建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经营自主的市场经营主体，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制度引导和法律保障作用。然而，随着人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认识与实践的不断深化，人们愈加感到原公司法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为港台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邢魁山谈10年港台关系

1997年至2007年,回归后的香港,作为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其政治发展、经济运作、社会状况等,一直吸     

有关部门要加强对“狗市”的管理

室内环境污染是人类健康的杀手，它可以直接导致人们患上不可治愈的疾病，与食品安全、水安全同等重要，但是目前它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污染还在污染，老百姓依然生活在“不洁”的居室环境中。用“哭声大、雨点小”形容居室环境污染一点不为过。目前许多部门都在喊室内污染重，重得让人可怕，但真正拿出具体治理方案的并不多，商业化运作目前仍广泛存在。检测出房间有害物质超标，工薪阶层又能怎样呢，     

“科技反腐”的浙江经验

所谓"科技反腐"、"科技防腐",就是综合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和科学管理观念,将以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科技手段引入反腐倡廉工作中,把电子监察的科技载体延伸到公共权力运作的全过程,以公权自由裁量的科学规范、程序格式量化为基本方向,以公共监督的实时伴随、透明公开为基本功能,以公共服务流程的优化再造、管理升级为基本标志,以达到赢得防治腐败的主动权和抢占反腐败工作制高点的效果.     

维护发展权 推进素质工程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企业能否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形成一套有效运作机制。而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程度,则又是影响企业市场化进程和能否坦然应对入世冲击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作为地处上海、身在面向国际大都市背景下的烟草企业,维护职工和企业的发展权(简称“双发展”)更有其特殊重要性。据此,我们根据全总“五突破一加强”的总体思路,按照市总工会的具体部署,紧密联系实际,坚持以维护“双     

对监狱行刑社会化积极作用及其运作的思考

本文分析了行刑社会化所起的积极作用,就目前现状下,对我国监狱行刑社会化的运作模式进行了思考,并就行刑社会化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