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国际民诉中禁诉令的运用及我国禁诉令制度的构建

禁诉令是解决国际平行诉讼冲突的重要手段。对于禁诉令签发的条件,不同法院的要求并不一致,自由主义模式比较宽松,而保守主义模式则要求严格。我国目前尚无禁诉令制度,但建立该制度有助于减少平行诉讼、保障中国法院管辖权不被侵蚀。禁诉令的签发应慎重,只有在纠纷与中国有实质性联系,而在外国法院重复诉讼为不合理时,才能签发禁诉令。     

保护被害人权利:刑事司法改革的新里程

犯罪被害人构成一个社会阶层。由于主观认识的偏差和制度的缺失,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的研究严重滞后。如果能从宪法层面上确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那这种权利的内涵则远远超出了金钱补偿的范围,还涉及到其他一些十分重要的权利。在关注被害人宪法权利的构建时,人们仍然应当关注对被告人宪法权利的保护。确立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宪法权利绝对是一件具有现实的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事情。然而,要真正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并令其具有可操作性却并非是一件易事。     

商标淡化的证明标准——美国“维多利亚的秘密”诉莫斯里案评述

在美国商标淡化诉讼中,一直存在“淡化可能性”与“实际淡化”的证明标准之争。2003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审理莫斯里案而首次介入。表面看来,最高法院已将标准统一为“实际淡化”,实则依然模棱两可,而根据反淡化和禁令救济的基本法理,证明标准又只能是“淡化可能性”。可见,问题远未解决,争论仍将延续。鉴于商标淡化理论的影响早已超出美国国界,研究这一问题对我国亦不无借鉴意义。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制度层面存在着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等特征,在实践中存在配合不紧密、监督不力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其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我们应该从立法上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程序和证据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加强信息沟通、个案沟通以及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等。     

建好“三张网”全力保平安

龙海市紫泥镇是由两个岛屿组成的乡镇,南毗龙海市区,北邻角美综合经济开发区,全镇面积68平方公里,人口5.8万人。随着紫泥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也遇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挑战。紫泥司法所立足职能站位,拓展作为空间,着力建好"三张网",为紫泥镇的经济稳步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05年9月,紫泥司法所被司法部评为"全国模范司法所";2006年12月所长詹俊勇被司法部、人事部评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     

边境线上的司法实践——专访新疆高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院长赵建东

现在的司法环境,咱们中国的人情社会,有些案子还没有立,条子就批进来,电话就打进来。案子办完之后,还要面临当事人的评价、党政的评价、人大政协的评价、媒体的评价。所以我总结了四句话:在法院工作,法院的权力是法官的,责任是法院的,压力是院长的,评价是社会的。     

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探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东盟各国间互涉民事案件呈现增长趋势。现行的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要,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机制亟待完善。文章对中国—东盟民事司法协助制度构建前提及协助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析。     

陪审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论参审制在中国的命运

陪审制度是具体的历史条件、诉讼文化下的产物 ,陪审团的移植不适合我国国情。参审制 (陪审制 )的价值基础受到质疑 :其司法民主只具有象征意义 ;其司法公正难以保证 ;其司法监督得不偿失。现阶段司法欠缺公正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化的法院体制和极不科学的法官遴选制度。防止司法不公也不一定要通过陪审制度 ,以毒攻毒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本文拟通过借鉴与参考各国 (地区 )的立法体例 ,结合我国陪审制度的实施情况 ,对该制度作一探讨。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它在犯罪的成因与认定、刑罚的适用、诉讼的方式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几大特点来看,现行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而且也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以进一步提高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水平,完善中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