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要大力加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建设要求与总体目标。从新时代的语境中加以分析,发现如今服务型政府建设还有许多不满足新要求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服务范围、服务理念、服务主体和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针对上述几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明确服务边界、牢固树立服务行政理念、加强服务队伍建设、形成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方面来加以探讨。     

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凛冽寒风中的誓言

时隔许久,久到若干年后,每年1月10日的警察节,我大概都会想起2021年1月10日,那激荡在凛冽寒风中的誓言,荡气回肠。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注定要写入人民警察队伍的发展史。作为一名生活在深圳的摄影师,我可以选深圳特警、边检、基层民警、交警等多个不同警种岗位,最后,我选择了边检。因为深圳作为一线城市,口岸是疫情防控的前沿,尤其具有时代的鲜明特点。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保险法理论新范式——以保险人作为私人监管者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提出以及论证的命题"保险人可以作为支持和补充政府治理/监管风险的私人监管者"与国内目前主流的保险法研究范式——合同和监管两个维度——有较大的不同。本文意图藉此探索保险法理论的新范式,以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保险法理论研究带来的重大挑战。风险保障专业化、损害赔偿社会化和治理手段市场化的性质使保险成为构建公权与私权合作治理的机制。保险人以"治理"(govern/regulate)的方式支持、补充甚至替代政府对被保险人行为和风险的行政管制。"看不见的手"(商业保险)与"看的见的手"(政府)相互配合与支撑,在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政府应向保险人下放风险管理职能,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后疫情时代政府纾困资金的运作困境及制度指引

自次贷危机以来到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各地经济不容乐观,不仅是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多地地方经济支柱也正处于资金链断裂、破产频发的困境.为挽救地方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和地方财政问题,在中央政府有关纾困精神的指引下,各地政府都在积极运用纾困资金帮助企业解决经营困难,但在纾困的过程中却存在疏于尽调、合规不足、风险隔离及退出机制不完善的种种问题,有违纾困初衷.对此,需要在坚持法治政府建设的前提下,结合区域产业升级、金融风险防化和区域金融改革等目标为纾困资金的运作困境进行制度指引.     

聚焦协同发力,让城乡共享均衡发展“阳光”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解决城乡、区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日益紧迫。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实现更大突破,文化软实力实现更大提高。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期间,委员们在讨论中纷纷表示,必须落实协调发展理念,加快弥补薄弱环节和滞后领域,促进均衡发展。     

小镇青年消费力量崛起

岁末年初,小镇青年暴发出强大的购买力。2019年“双11”期间,仅16分钟,拼多多就卖出1000辆国产车,购买者大多来自三四五线城市;京东平台新增用户近三成来自下沉市场,65英寸以上大屏电视在县镇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小镇青年,指的是来自三四线城市、县城和农村,出生于20世纪80、90年代,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拥有一份得体工作的青年群体。     

智能泛在感知环境下的多维数据融合研究及应用

针对智能泛在感知环境下的数据融合定位不准、应用功能单一以及多网存储的数据难以自动关联等问题,苏州公安在建设"城市盾牌"的过程中,提出了多维数据融合治理的方法和路径,并付诸实践,通过一年多的实际运用,全方位支撑了"城市盾牌"的体系应用,取得了良好的实战成效。     

加强疫情防控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江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法治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关键作用,通过严格管理规范性文件这一行政行为的源头,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双胜利”提供有力法治保障。